地处游牧、渔猎和农耕文化交织地带上的辽地，具有民族多样、文化多元的特点，但同时，因为文化上的“多元一体”，辽地又与中原地区有着共同的文化底色。不论是在距今几百年的《燕行录》里对辽地的风俗记录，还是《柳边纪略》中对东北地区地理空间的描述，抑或是《辽左见闻录》里对风俗场景的呈现，在宏大的文化背景下，映射在二十四节气上的辽地民俗活动，既具有一脉相承的特质，也拥有独具一格的品性。

清 檀木柄大红缂丝兰蝶扇。

清末北方儿童戴的虎头帽。在节气更迭中，作为北方夏季降温用工具的扇子被中国人用文化装点，成为艺术载体。在辽地的节气轮换中祈福求安，老虎被赋予了神秘力量。

相同中又有所不同的文化特性

有人说，辽宁地形宛若一只挥动着两翼的巨鸟，背靠沃土，迎风舞动。

事实也是如此——辽宁东、西两侧密集丘陵与山地，好像一对舞动高飞的翅膀；中部一条南北走向、广阔肥沃的平原，似巨鸟的轻盈躯干；南部2000多公里的漫长海岸线，为巨鸟翱翔天际提供了广袤无垠的空间。

辽宁，作为世界上第一只鸟起飞的地方，其具象的地形和地势无疑为这只鸟做了最为形象与生动的注解。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辽宁行政区域地图还似距今五千多年、具有“中华文明曙光”意涵的玉熊龙（出土于红山文化晚期的牛河梁遗址）的造型。踏着远古与文明的足音，辽宁从历史深处走来。

中华文明与中华民族皆具有“多元一体”的特质。作为萌发中华文明的起源地之一，距今五六千年的红山先民祭祀遗址、神庙遗址和由石块垒积而成的积石塚都闪耀着文明的光辉，尤其是积石塚内的陪葬品绝大部分是制作精美、造型抽象的玉器，更让学者判定包括辽宁在内的西辽河流域在中华文明形成过程中的重要地位。

几千年来的纷争与迭代，让雄踞东北南部的辽宁时而囊括在大一统的王朝里，时而成为北方民族建立起来的王朝的一部分。在历史这个大熔炉中，游牧、渔猎和农耕文化在辽沈大地交织，不同民族在这片黑土地上交融，再加之作为沟通中原与东北的重要走廊通道，辽宁在文化属性上，既有与中原一脉相承的底色，也有独具一格的地域特色。

仅以位于北镇市的医巫闾山为例。医巫闾山的名字，与先秦时期的“幽州”息息相关。《周礼》中就曾记载：“东北曰幽州，其山镇曰医巫闾”。作为医巫闾山神祠，北镇庙始建于隋文帝时期，是中原王朝的一部分。在此后1500多年的时间长河里，北镇庙的祭祀仪式几经变换。在北宋与辽对峙期间，医巫闾山和北镇庙在少数民族建立起来的政权辽国的疆域内，虽然如此，但当时的北宋皇帝祭祀仍没有放弃对医巫闾山的遥祭，只不过庆典不得不安排在北岳庙（今河北曲阳）代为举行。此种牵绊，可见一斑。

独特的节气风俗具有“辽地味道”

在具有同一文化底色的基础上，辽宁在民俗和节庆活动上也有很多独特之处。

由乾隆钦定书名、阿桂等人编著的《满洲源流考》是一部民族志史，是研究东北地方史和民族史的重要典籍，其中，所记录的一些地方民俗就具有地域独特性。

《满洲源流考》记录了满族人兽骨游戏的玩法，“旧俗以蹄腕骨随手摊掷，视其偃仰横侧为胜负，小者以糜，大者以鹿，莹泽如玉，儿童妇女围坐掷以相乐。以薄圆石击之则曰帕格。”这种游戏被东北人叫作“玩嘎拉哈”。

说到独特处，在辽宁一些农村地区，农历正月二十五这天的“填仓”习俗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这一天，清晨早起的农民会用草木灰围拢出一个又一个大小不等的圆圈，然后在圆圈中放上五谷杂粮，祈求新一年的五谷丰登，粮食满仓。

不仅如此。

无锡人王一元出生于清顺治年间，他在27岁那年来到辽宁，并落籍铁岭。后来，他将在辽宁地区所见所感写成《辽左见闻录》。在《辽左见闻录》中，王一元就曾记录下上元节，也就是农历正月十五元宵节这天，一种叫作“抹画眉子”的节日风俗。这天，少年们会用油和煤炭调制成黑色，然后趁人不备，将这种黑色颜料涂抹在别人的脸上，笑称“抹画眉子”。

如果说满族百姓中流传的日常游戏能在一定程度代表地域特色，那么，记录在《满文老档》等历史文献中的文字则可以反映当时皇家在二十四节气中的活动。

沈阳故宫博物院副馆长李理表示，虽然诞生于东北白山黑水间，但由于与中原地区有着密切的经济与文化交流，所以在很多与节气和节庆相关的民俗活动上，当时的后金人与中原人基本保持一致。

比如，每逢二十四节气之一的清明节，皇族也会慎终追远，祭奠先祖。《满文老档》曾记载，由于缺少纸张，当时的努尔哈赤还曾下御令，要减少在清明节这天烧纸数量。

再比如，随着后金军一路胜利，后金将都城迁至现在的辽阳市。《满文老档》曾记录，农历正月十五元宵节这晚，努尔哈赤和后妃在辽阳城墙上观看燃放烟花，这说明，元宵节燃放烟花也已经成为后金人的节庆活动了。

作为清官修东北地方总志，《盛京通志》是一本反映清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以前东北地方史的重要文献，内容丰富，史料充足。《盛京通志》记录了农历正月十五元宵节这天，盛京城百姓到城隍庙参加庙会的盛况。

元宵节这天，现在的沈阳中街（当时被称为“四平街”）会举行大型灯会。对于灯会的人声鼎沸，晚清名士缪润绂在《沈阳百咏》中用“悬灯结彩供三官，钟鼓楼头起壮观。绝似东洋开蜃市，云霞出海散春寒”这样的诗句来描述。

多数节气风俗与中原保持一致

独特的地理位置孕育出了独特的区域文化，但同时，频繁的民族交流与交融又让文化底色趋于一致，这些在节庆及与二十四节气相关的民俗民情中有所体现。

因一衣带水，在明清两朝，朝鲜曾派多批朝贡使团来中国，这些人在朝贡路上的所见所闻汇集成书，统称为《燕行录》。《燕行录》里就有对当时辽宁地区民俗民风的记载。

明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朝鲜使臣黄汝在回国途中，记录了当时所见的中国人的时节风俗。比如，“仲春二日，引龙。煎豆饼，熏虫。春风日为春酒造醯，是月也，晨举趾会姻”。这里的“仲春二日”，指的就是农历二月初二，“引龙”与现在所说的“二月二，龙抬头”有异曲同工之妙。

《燕行录》中所记载的距今400多年的“煎豆饼，熏虫”这一风俗其实在辽宁部分地区现在仍在沿用。

有人认为“龙为鳞虫之首”，因此，在农历二月初二这天，辽宁一些地区仍有驱虫风俗。比如现在的绥中地区在这天就要烙饼吃，有“烙虫影儿”的说法。

专研民俗研究多年的辽宁大学文学院教授吉国秀表示，在大连部分农村地区，有“二月二，引钱龙”的习俗。这天清晨，人们会用草木灰在庭院里画成龙形，龙头冲大门，然后从龙头引出灰线至门口，围绕水缸转圈，称为“引钱龙”。辽东一些地区农历二月初二这天，也保留着这种习俗。这样的习俗意义有二：一方面是请龙行云布雨，祈求风调雨顺，另一方面则有驱百虫的含义。

与中原地区相同的节庆民俗还不止于此。《柳边纪略》是清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杨宾编写的一部全面描写东北地区的地理学专著。这其中，杨宾就写到了“春节”辽宁地区的风俗。“岁除必贴红纸春联。联贵四六，岁易新句，或与旧稍同则不乐。”通过这句描述可以知道，三百多年前的辽宁人春节习俗与中原地区一样，也会张贴红彤彤的春联，同时也会“岁易新句”。这说明，当时辽宁地区的居民会在春联中追求新句，祈求新一年新风新貌，吉祥如意。

不止于春节习俗相同，随着文化交流日益频繁，在二十四节气的民俗方面，辽宁与中原地区相差无几，比如，“立春”这天辽宁人也会吃萝卜，俗称“咬春”；也会吃春饼，寓意着万物起始，迎接着又一个崭新的春天。

再比如，端午节这天，辽宁人也会吃粽子、悬挂艾草等，祈求新一年平平安安、健健康康。在清明节这天，也会外出郊游，并扫墓祭祖等。

成书于清康熙年间的《辽左见闻录》就记载了当时辽宁地区的人们在清明节和中元节为家中亡者“送包袱”的民俗，“皆用纸封方广尺余，实以冥钱，谓之包袱。上书亡者及主人姓名，焚之门外，亲戚皆用之，丧未久者必哭”。

典籍

《陪都纪略》

《陪都纪略》是沈阳地区现存最早的一部志书，作者刘世英也是第一位私人为沈阳编纂志书的学者。刘世英是北京人，字晓棠，号卧云居士，他“行年未壮，足迹半天下。即经历于耳目者，必随笔而录之”。

随着1644年清军入关后，曾经的清朝国都盛京城就成了陪都。随着“从龙入关”，盛京地区曾一度人烟稀少。清同治六年（1867年）至同治十二年（1873年），刘世英在盛京生活了六年时间。在此期间，他感到外界对陪都盛京了解较少，于是，他深入四处，游历山川，采集群书，编撰了这部《陪都纪略》。当时的“盛京”二字，既泛指整个东北地区，也单指现在的沈阳，在这部《陪都纪略》中，更多体现的是沈阳地区的风土人情、地理风貌。

《柳边纪略》

《柳边纪略》成书于清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是一部全面描写东北地区山川河流、民俗风情的专著。

《柳边纪略》中的“柳边”二字取自“柳条边”。柳条边是清廷为了保护东北这块“龙兴之地”，防止百姓随意进山采伐，从清朝初年一直修筑到康熙年间的一条边墙。

之所以取名《柳边纪略》，是因为作者杨宾将关注重心放在了宁古塔一带。宁古塔位于现在的黑龙江省牡丹江市下辖的海林市长汀镇古城村。虽然将目光更多放在宁古塔一带，但杨宾在成书的过程中，也将从京师到宁古塔的见闻记录在《柳边纪略》中。比如，他详细考察了明朝在东北设立的卫所情况，这为后世研究明代卫所设置提供了确凿、翔实的资料。

来源：北国·辽宁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