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江西省广昌县头陂镇边界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诞生了一个男孩，父母给他起名符宗仔。6岁时，他的父母在贫病交加中早逝，小宗仔随祖母搬到头陂镇长塘塍村居住，靠祖母帮人做针线赚手工钱维持生计。12岁时，他进头陂镇的一家布店当了学徒。艰难穷困的童年生活使他从小就不满旧社会的黑暗统治，萌生参加革命的念头。1927年8月中旬，“八一”南昌起义部队途经广昌，准备向广东东江进发，其中一路经头陂前往宁都。起义部队在头陂买卖公平，待人和气，不抓夫、不抢东西，张贴了“打倒土豪劣绅”、“保护中小商家”等标语，在头陂街上召开群众大会，宣传革命道理。这在交通困难、消息闭塞的头陂镇真是件新鲜事，街坊邻居热烈欢迎和自发地慰问起义部队。老祖母对符宗仔念叨：有了好人的队伍，往后日子就有了盼头。这令15岁的孩子耳目一新，十分兴奋，第一次知道了共产党是为人民谋幸福的领路人，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是真正为穷人打天下的，他萌生了跟共产党闹革命的想法。1927年秋，17岁的符宗仔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共青团，参加了地方游击队，在广昌古竹一带打游击。第二年，他挥泪辞别相依为命的老祖母，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在独立二团任政治交通员。参加革命后，他改名符竹庭。不久，反动的“铲共军”得知符竹庭参加了红军，残害了他的老祖母，这更激发了他的阶级仇恨。符竹庭打仗勇猛、果敢顽强，尽管他身子比较瘦弱，但在战斗中机智灵活。在党的教育和熊熊战火的锤炼下，他迅速成长。参加红军当年，符竹庭就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由于作战勇敢，善于钻研军事理论，1929年，他调任中央红军独立二团大队政委，不久调任红三军第七师特务团政委。1930年，符竹庭任七师二十一团政委、九团政治处主任，1931年调任七师七十九团政委。1932年，中央红军改编，七师编为建制齐全的正规团——第一师第一团（即著名的红一团），符竹庭调任团政委。在无数次战斗中，他表现果断顽强，凭着与阵地共存亡的决心和做阵地政治鼓动工作的出色才能，带领部队屡战屡胜。在有名的洪山、雪山岽、猫咀峰、三甲嶂等反“围剿”守备战中，不管敌人的炮火如何猛烈，飞机如何在阵地上轰炸，敌人的步兵如何采取“羊群”战术密集地冲锋，符竹庭每次都指挥部队击溃优势之敌，胜利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在鸡公山战斗中，符竹庭亲率一个营兵力（后来增加两个营兵力），与数量和武器装备占绝对优势的敌军鏖战数日，杀得敌人尸横遍野，夺得鸡公山血战大捷。中央军委特授予符竹庭二等奖章，并登报表扬。由于符竹庭、杨勇、杨得志等人领导的红一团在粉碎国民党军队“围剿”中战功卓著，红军总司令朱德在福建长汀的大田屋接见和检阅了红一团，并代表中央军委授予该团“顽强守备”的锦旗。长征途中，红一方面军第一军第二师是先头部队之一，符竹庭担任师政治部主任。他一边行军，一边抓思想教育和宣传发动工作，使部队保持了旺盛的斗志。二师在长征中历尽艰险，斩关夺隘，为中央红军胜利北上做出了重大贡献。1936年6月1日至12月底，符竹庭参加了抗日军政大学第一期第一科学习。第一科主要训练红军团以上领导干部。符竹庭经过7个月学习，深刻领会了毛泽东军事思想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掌握了革命战争的基本规律和战略战术，毕业后，他调任红四军政治部副主任。“七七事变”后，全面抗战爆发。符竹庭调任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三旅六八六团政治处主任，参加了平型关大战。在这场举世闻名的战斗中，六八六团、六八五团担任小寨村至老爷庙地区主要歼敌任务，符竹庭和全团指战员为平型关大战的胜利建立了功勋。平型关大战后不久，杨勇、符竹庭率200余名干部（营、连、排副职）于10月底到达晋东南，开展扩军工作。符竹庭带一批干部活动在武乡一带，除了带干部深入到老乡家里串门谈心，他还多次召集群众集会，在村庄、街头进行演讲，宣传平型关的胜利和共产党的主张，揭露日军的侵略阴谋，号召群众参军参战。他讲话虽然带着浓重的广昌口音，但讲得深入浅出，简短明了，热情奔放，对群众有很大的吸引力。听讲的群众围了一层又一层，大批青年踊跃报名参加八路军。相比之下，那一带的国民党军队招兵站没几个人理睬，显得十分冷清。扩军一个月，杨勇、符竹庭带回新兵近3000人，这批新兵组建成三四三旅补充团。12月，符竹庭被任命为补充团政委，邓克明任团长，他俩齐心合力，将这个新兵团在数月内训练成纪律严明、战斗力强的部队。1938年9月27日，肖华、符竹庭奉命率一一五师三四三旅机关百余名干部由山西抵达冀鲁边区的乐陵城，随后整编了当地武装，组成八路军东进抗日挺进纵队，肖华任纵队司令兼政委，符竹庭任纵队政治部主任。冀鲁边平原东临渤海，西接津浦铁路，南屏黄河，北迫天津、塘沽，地处交通要隘，战略地位重要，为敌友我各方注目。挺进纵队初来乍到，既受日伪军的封锁、“扫荡”，又受国民党顽固派的排挤、限制，斗争形势十分复杂。符竹庭与肖华等一道，认真执行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关于坚持统一战线与独立自主的政策，与敌人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10月中旬，挺进纵队刚组成不久，国民党顽固派、山东省主席沈鸿烈就带着人马，在汽车上架起机枪，来到挺进纵队驻地乐陵，诽谤我军是“客军”，要我军迅速离境，又把拥护我党抗战主张的国民党乐陵县县长牟宜之押上汽车，扬言要“绳之以法”。在这场尖锐的政治斗争面前，符竹庭不顾个人安危挺身而出，在边区党委密切配合下，带领数万群众“夹道欢迎”这位省主席。他面对沈鸿烈镇定自若，巧妙地引用蒋介石的庐山讲话驳斥沈的谬论。他说：“你们委员长讲了，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皆有守土抗战之责。哪里有鬼子就到哪里去打，不许打鬼子是违反蒋委员长的讲话的。”符竹庭再次强调：“牟县长是拥护抗日，不能调走。”沈鸿烈虽然来势汹汹，但被符竹庭一席话驳得哑口无言。这时群众队伍里又喊起“沈主席的机枪是打鬼子的，不是打老百姓的”口号。沈只好放掉牟宜之，顺势溜走。符竹庭这年才26岁。一些旁观的群众高兴地说：“一个堂堂的省主席，讲道理连个青年也讲不过，真丢人，八路军里能人就是多。”1938年夏季以来，盘踞在边区咽喉盐山区四区的民团团总、地主武装头子孙仲文常骚扰百姓，蓄意制造摩擦，破坏抗战。他得知共产党在乐陵组建挺进纵队后，策划“编掉”我军的反动阴谋。如果不拔掉这个“钉子”，根据地就不能巩固，群众也不得安宁。10月下旬，组织研究成立了讨孙指挥部，由符竹庭任总指挥，敲掉这座顽固堡垒。符竹庭深入调查后作出具体分工：由津南行署专员杨靖远带第六支队打赵村，消灭孙仲文“东团”；他自己带第五支队插入酥集一带，直捣其大本营。经过激战，全歼顽匪1000余人，生俘孙仲文。这次斗争的胜利，粉碎了顽固派限制八路军发展的野心，提高了八路军的威信，挺进纵队在边区站稳了脚跟。1938年夏季开始，冀鲁边区遭受严重旱灾，粮食欠收，一到冬春季节，部队给养更加困难，时常以榆树叶、槐花等充饥，加上战斗紧张，战士们经常又饿又累，部队的处境很艰难。符竹庭是八路军出色的政工干部，在这种环境下，他越发注重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他既重视战前动员、战地鼓动、战后总结表扬等政治宣传工作，又善于运用各种宣传工具加以配合。他一边领导部队行军、打仗，一边督促政治部宣传科在1938年11月左右办起了《挺进报》、《挺进月刊》，编了政治学习和军事训练教材，还热心指导边区党委创办了《烽火报》。雄壮的《冀鲁边进行曲》，也是符竹庭布置并经他亲自修改而成的。“……长征二万五千里，英勇转战在敌后。不怕敌人二百个据点的‘扫荡’，任它纵横的公路网，离敌人三五里宿营；不管吃的是树叶和糟糠，永远站在我们岗位上。环境越困难越是我们的光荣，我们坚决战斗到底！我们一定夺得胜利！”这首歌脍炙人口，在边区广为流传。在冀鲁边的日日夜夜，符竹庭摸索和实施了党支部工作、政治教育、连队建设、军事体育训练等方面许多行之有效的方法，部队的政治工作得到了切实加强。后来到鲁南，他仍很珍惜这段生活，将冀鲁边期间积累的经验写成一篇很长的关于平原战时政治工作的论文，发表在一一五师《战士报》上，受到上级首长和同志们的称赞。符竹庭与肖华等坚决贯彻党中央的政治军事路线和斗争策略，在不断歼灭日伪军的同时，分化、孤立国民党顽固派，影响、争取了中间力量。挺进纵队与国民党军长高树勋及曹振东等地方实力派疏通团结，先后订立了互通情报、互保伤兵、配合作战的协定。冀鲁边区根据地不断扩展。到1939年夏季，建立了津南、鲁北两个民主专员公署和15个县民主政权；建立了“津南支队”、“泰山支队”以及阳信、惠民等地方支队，共产党武装力量发展到2万余人，辽阔的冀鲁边区平原成为以共产党为主的抗日战场，有力地牵制和抗击着侵华日军。为更好地坚持斗争，移兵就食，减轻群众负担，同时打通与鲁西、鲁南的联系，肖华、符竹庭奉命于1939年秋季开始，率部转入鲁西。之后，符竹庭又于1940年秋转入鲁南，调任三四三旅政治部主任、鲁西军区政治部主任等职，1940年冬调任教导第二旅政委兼鲁南区党委书记。符竹庭与杨勇、肖华一道，扩大和巩固了鲁西、鲁南抗日民主根据地。1941年1月，一一五师教导二旅政委符竹庭、旅长曾国华率部由鲁南东进滨海。滨海平原濒临黄海，南起陇海铁路，北至胶济铁路，面积近两万平方千米，人口约500万。为打破敌海上封锁，打开根据地抗日斗争局面，符竹庭和曾国华率教导二旅在山东纵队二旅配合下，于1941年3月21日发起青口奔袭战，激战3日，首战告捷：拔除海头、兴庄（均为海口）、朱堵集等日伪据点10余处，毙伤和俘获日伪军800余人，打通了滨海区从海上与胶东、华中等地的联系，控制了大片盐滩，为根据地的巩固发展创造了条件。青口战役结束后，符竹庭、曾国华遵照一一五师首长指示，在全旅开始第二期整军运动，以达到一一五师政委罗荣桓提出的“建设铁的模范党军”的要求。符竹庭在整军中多次对周围的干部说：军队要正规化，要提高军政素质，要战士们战时发挥主动、勇敢、牺牲精神，很重要的一条就在于当领导的平时对他们要有感情，要把心放在战士身上，他自己就是这么做的。符竹庭喜欢和警卫员、通讯员同桌吃饭，和战士们吃穿一个样，行军中有时看到伤病员，就把马让给他们骑。他生活节俭，从不搞特殊化，有一次他到团里检查工作，有个干部吩咐伙房给他另外炒了菜，被符竹庭知道后，进行了严肃批评，他说，我们的战士最辛苦，一切都得为战士服务，我是干部，是为战士服务的，我带头搞特殊化，战士们怎么想？符竹庭十分关心战士的生活和学习。1941年夏季的一天，他从旅部大院出来，看到门口的卫兵赤脚站岗，脚趾头被发烫的地皮烤得红红的，于是马上找来特务连指导员询问情况，当得知特务连没有做好收集旧鞋和补鞋的工作，符竹庭当即把自己的鞋子脱下给站岗的战士穿上。符竹庭批评特务连指导员不关心战士，要他抓紧做好这项工作，不能让战士赤脚站岗，而且每星期要将此工作进展情况向他汇报一次。不久，战士们都有鞋穿了，符竹庭这才放下心来。符竹庭和其他旅领导在抓好整军的同时，在全旅开展了大生产运动。本来滨海平原土地肥沃、气候温和，盛产鱼、盐、粮食、花生，是个富庶之地。可是在日军蹂躏、战火涂炭之下，民不聊生，部队军需供应日趋困难，只得以黑豆、豆饼、地瓜干和糁子为主食，服装与武器装备匮乏。为此，符竹庭到一一五师师部找罗荣桓政委请示解决办法。罗荣桓告诉他，师供给部还有200元，如二旅要的话，可以全部拿去，但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要靠自力更生发展生产，按中央的指示去办。符竹庭明白了师部的意图就回去了。他和几位旅领导商量后决定，首先在全旅指战员中开展一场认清当前形势，坚定抗战信心，搞好生产运动的思想教育。他多次召集干部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深入各团检查指导思想教育工作开展情况，纠正“当兵吃公粮，生产不是当兵的事”这类错误观点，批判了“哪里丰收到哪里去”的流寇思想。广大指战员因此看清了眼前的困难只是黎明前的黑暗，表示要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咬紧牙关，渡过难关。符竹庭带领干部到滩涂、山坡、田头各处察看，找战士、老乡、士绅和地方干部座谈，研究生产的门路。符竹庭看到滨海开展大生产运动是大有可为的：宽阔海滩好晒盐，众多的海口有利于进行海上贸易，大片的荒地、山坡则适宜种花生、种杂粮……他充满信心带着大家干了起来。全旅从旅、团首长到每个战士，个个劲头十足地参加开荒、种地、养猪、晒盐、运盐、办作坊等劳动。符竹庭组织各团、营、连、排之间开展生产竞赛，进行评优选模活动，用先进典型激发广大指战员参加大生产的热情，全旅涌现出许多像四团李传有式的劳动模范和先进集体。符竹庭明知道盐池被淤报废后重新修复一亩，比开几亩新盐池还要费劲，但他惦记着许多滩户的生活困难，坚持不与民争利，把部队调去林子一带修旧盐池，部队修复和扩建的盐池达到2000多亩，晒盐、运盐成为部队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他选派得力的干部，办起了油坊、粉坊、被服厂、兵工厂等，鼓励指战员们学着纺线、织毛衣、织袜子。自办的兵工厂土法上马，从生产子弹、手榴弹发展到生产“八二”迫击炮弹。他指导有关干部学做生意，与青岛、上海等地进行海上贸易，用当地的土特产换回部队急需的钢材、西药等物资。教导二旅根据中央精兵简政的指示，在全旅实行了精简。精兵后，一些干部跳下战马，背起包袱毯子，取消了勤务员，一个人做几个人的事。为此，有的干部闹情绪，甚至哭鼻子。那阵子，符竹庭常常顾不上吃饭和休息，抽空就找干部进行说服教育，使精简工作得以顺利进行。符竹庭还认真钻研根据地的财政经济工作，他常抽空穿便衣到农村调查，了解村里有多少纺车，老乡一年有多少收入，了解几个农民能养活一个兵等问题。他的笔记本随身不离，随问随记。他问得很细，有时地方干部具体情况没掌握，就会被他“考”住。他还多次召集滩户、商人、士绅开座谈会，虚心请教，判明情况，大胆地取缔了“盐槽子”税，调整了税收比率，既保护了广大滩户和中小商人的利益，又增加了根据地税务收入。在集市上，符竹庭走到一个个摊贩前询问，这面镜子、那块布要多少法币，要多少北海票？弄清楚两者的兑换关系和在群众中的实际信誉度之后，他提议，不光滨南，滨北也停用法币，通用北海票。从而，稳定了金融，促进了贸易发展。他提议并经研究决定，滨海区建立区工商管理局，各分区建立工商管理分局，各大集镇建立工商管理所，这项工作在整个山东地区都是抓得很早很有成效的，对打击不法奸商、活跃市场经济、保障群众生活起了积极作用。符竹庭领导军民抓生产、搞经济建设时，一刻也不放松歼灭敌人，武装保卫根据地。1942年下半年，日军为建立从赣榆到郯城的东西封锁线，唆使叛徒杨步仁的伪别动队极力“蚕食”滨海东端边缘的海陵地区，到这年10月，已在那一带安设据点近20处。符竹庭、曾国华等率教导二旅，由东北军一一一师、五十七军独立旅配合，打了一场漂亮的海陵反“蚕食”战役，在军事打击的同时配以政治攻势，从11月3日起，6天内攻克伪据点16处，恢复了被日伪“蚕食”的3个半区的根据地，毙伤日伪军千余人，其中韩湖伪军被火线喊话争取，全部缴械投降；上林伪军全部自动反正，投诚我军；杨逆之第二、三、四、五大队及独立团被消灭殆尽。上级领导夸奖这次战役是“秋风落叶扫海陵”。符竹庭在战役结束后，兴奋地写了《海陵反“蚕食”战役总结》一文。在符竹庭等人的领导下，滨海抗日民主根据地在1941年和1942年抗战相持的艰苦阶段，不仅没被日伪“蚕食”掉，相反，稳步发展，繁荣兴旺，人民安居乐业，生活得到改善。根据地成为人民心目中的明灯和希望，鼓舞激励着敌占区的人民。1943年春季，由敌占区逃来滨海根据地安家的各阶层人士和普通群众就达5万以上，不少外逃地主也重返乡里。1943年1月，符竹庭和曾国华等组织领导了闻名遐迩的郯城战役。郯城是日军苦心经营3年的兵站基地，设防坚固，有重兵把守。一一五师政委罗荣桓为贯彻党中央“敌进我进”的方针，提出“翻边”战术（敌人打到我这里来，我就打到敌人那里去），并把打郯城作为“翻边”战术首次实施地。任务交给教导二旅后，旅部进行了慎重讨论，按照战前分工，这场战斗由旅长曾国华打援，政委符竹庭率部攻城。1月18日和19日，符竹庭率领部队连攻了两夜，攻下了郯城南门的第一道门，但第二道门防守极其严密，未能突破。符竹庭眼见攻城进展缓慢，召开了作战会议，听取六团团长贺东生等人的建议，决定改变主攻方向，选择南门到东南角大炮楼的中间作为突破口。20日晚，对郯城的总攻击仍不顺利，与敌人打了几个回合，没能得手，又到下半夜了。垂死挣扎的敌人施放了毒瓦斯，大批增援的鬼子已到城西，和阻击部队接了火。这时，有领导建议，把攻城部队撤下来，否则来不及了。符竹庭召开了紧急会议进行研究，他和其他领导一起仔细分析战斗态势，然后沉着地说：“撤，当然保险。但是，我们已付出相当代价，得不偿失。打，还有法可想。集中轻重火力，攻其一点，突破城防完全有可能。”在此关键时刻，他果断地表示自己的意见：“打，不达到目的不罢休！”他的看法得到与会领导的赞同，于是立即下达命令，各团轻、重机枪和迫击炮迅速集中，以绝对优势的猛烈火力压住敌人。担任突击任务的六团六连首先攀上了城头，后续部队一阵风似的卷过城墙。城防被攻破了。符竹庭随攻城部队进了城。战果迅速扩大，只剩最后一个鬼子固守的大炮楼了。符竹庭一声令下：“炸！”工兵用竹竿绑上炸药，冲了上去，鬼子的炮楼上了天。符竹庭与负责打援、刚从城外回来的旅长曾国华一道，带着十几个指挥员走向炸塌的炮楼，想看看炮楼的构筑。突然，从砖瓦堆里钻出个鬼子兵，举着双手向我军投降，并指着符竹庭胸前的望远镜，竖起大姆指摇晃着，表示对我军指挥的钦佩。符竹庭拍拍鬼子兵的肩膀，欢迎他投降，同时感慨地对周围干部说：“让鬼子树大拇指是不容易的，看来，鬼子现在尝到‘翻边’战术的厉害了！”的确，这一仗给了日军沉重打击，不仅1000多名日伪军被毙伤、俘获，而且郯城兵站基地也被摧毁，大批布匹、粮食、武器和军械器材为我军缴获。郯城战役创造了八路军在华北敌后方以攻坚战形式夺敌城池的战例，显示了符竹庭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1943年3月，一一五师奉命改编，取消师、旅番号，实行一元化领导，统一军事指挥。符竹庭调任滨海军区政委兼中共滨海区党委书记。刘兴元调到滨海军区任政治部主任。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罗荣桓向刘兴元介绍滨海区情况时，称赞符竹庭是“军事上、政治上都比较强，很有能力的优秀干部。”4月3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符竹庭根据中央指示和中共山东分局、山东军区部署，领导滨海军区开始整风，他直接领导了军区直属队的整风学习。符竹庭主持整风学习委员会研究讨论学习办法，规定学习时间和进度，他自己首先以身作则，每天早晨，都到集体学习的河滩上去学文件、记笔记。有一天，因有事不能参加学习，他便亲自向学习组长请假。在他带动影响下，全体干部积极投入整风学习，符竹庭要求大家学习《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等主要整风文件，要精读、细读、记笔记，同时联系实际反省，务求融会贯通，领会学习中的经验和心得。开始时，有些干部认为学习与工作似乎有冲突，但看到符竹庭工作更忙，仍自觉参加学习，他们端正了态度，抓紧时间学起来了。过去那种松懈散漫的现象得到克服，每个干部都感到这次整风学习的组织领导比以前好得多，因而学习情绪特别高涨，全军区进行反对党内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斗争获得显著成绩。1943年8月15日，《大众日报》在头版以《符政委以身作则滨海军区直属队热烈整风》为题，发表文章加以表扬。1943年11月，符竹庭与滨海军区司令员陈士榘等人一道，成功运用“翻边”战术指挥了赣榆战役，取得了完全胜利。赣榆位于海州、青岛之间，日军上村旅团长密令赣榆守敌、伪和平建国军三十六师七十一旅旅长李亚藩于1943年12月配合日军“扫荡”滨海区，实现打通海（州）青（岛）沿海公路的战略目标。符竹庭主持制定了打赣榆采取“军事打击，政治争取，里应外合，全歼敌人”的作战方案，自己直接负责。待到11月，攻城时机已成熟，他和陈士榘等军区领导于11月19日深夜，率滨海军区主力和地方部队6000余人埋伏在赣榆城外。等安插在伪军内的内线打开城门后，符竹庭紧随突击队冲进城，在城楼坐镇指挥。由于符竹庭把对敌工作组织得很严密，保证了战役的高度突袭性，麻痹了敌人。还未与敌正式接火，我军就迅速俘获伪三营营部和八连全部300余人，并全歼了伪警察局。等敌人清醒过来组织抵抗时，已被压缩在城西伪旅部大院的中心炮楼里。符竹庭下令调来钢炮，准备对敌人作最后攻击。在攻击开始前，他两次写劝降书，派人送给躲在炮楼里的李亚藩，勒令他缴械投降。李亚藩企图诈降待援。符竹庭下令连发两炮，炸塌了敌中心炮楼顶部，使敌军人心浮动。他和陈士榘等又发动干部、战士喊话，敌人内部更趋瓦解。在军事和政治攻势夹击下，伪一四二团团长黄胜春主动采取行动，他押着伪旅长李亚藩、伪一四一团团长张星三这两个汉奸走出了炮楼，1600多名伪军官兵也下了枪栓，从炮楼出来列队投降。20日15时，赣榆城宣告解放。赣榆战役由于工作深入，里应外合奏效，我军仅伤37人，牺牲3人，而伪和平建国军七十一旅和伪保安队、盐警共2000余人，从旅长到伙夫、马夫全部被歼被俘，无一漏网。此战不仅粉碎了日军的战略企图，而且直接策应了鲁中、清河等区的反“扫荡”，其战术之妙、代价之小、收获之大，都是罕见的。一些干部、战士竖起大拇指，自豪地说：“符政委神机妙算！跟着符政委，就能打胜仗！”符竹庭在胜仗面前头脑很冷静。攻城战斗一结束，他立即向地方党政领导布置彻底破拆城墙、炮楼的任务。这一任务在数千群众努力下，当夜就完成了。同时，符竹庭、陈士榘组织各部队乘胜进击，继续扩大战果。至21日，邻近赣榆城的大墩子、下口、桥南头等11个敌军据点全为我军克复。11月26日的延安《解放日报》在显要位置报道了我军胜利攻取赣榆的消息。日伪在赣榆惨败后恼羞成怒，接连派兵向我反扑，进行报复。1943年11月26日早晨，新浦、青口之敌600余人偷袭滨海军区机关驻地——赣榆西北方向的旦头村。符竹庭等军区领导率部队反击，很快就粉碎了敌人的袭击。令人十分痛心和惋惜的是，符竹庭在战斗中不幸身负重伤，抢救无效，于当日牺牲，年方31岁。优秀共产党员、杰出的政治工作者和军事指挥员符竹庭自参加革命起，17年如一日，未曾有一日放下杀敌武器，历尽险山恶水，万里长征，艰苦奋战，坚持敌后，其忠于人民革命事业，历久弥坚。烈士精神永存！符竹庭牺牲后，安葬于今天的江苏省赣榆区抗日山烈士陵园。他是抗日斗争中八路军在赣榆牺牲的最高级别的将领。为纪念符竹庭，赣榆县于1945年至1950年曾改名为竹庭县。当地的人们至今还用民歌传唱着他的英雄事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