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天津城南门之外的官道两旁，河网纵横，坑塘密布，颇具泽国水乡的江南风貌。明代的天津八景之一，便是“定南禾风”。康熙44年（1705年），一位法名叫成衡（字湘南）)的高僧来到天津，见这一带景色优美，于是就在离南门三里的官道东侧修建起一座宝刹，起名普陀寺。因为周围地势宏阔，普陀寺显得格外壮观、宏伟轩昂，以致这里香火鼎盛。1719年，康熙南巡时驾临普陀寺，工于诗画的成衡和尚对答如流，康熙皇帝龙颜大悦，赐名普陀寺为海光寺，并亲自题写寺名“海光寺”。

由于康熙皇帝的名人效应，上至各级官府，下至平民百姓，无不对海光寺趋之若骛。官绅更是对寺庙捐资扩建。扩建后的海光寺占地广阔，殿宇明敞，气势恢弘。1736年，乾隆路过天津时效仿先帝，又题写下“普门慧镜”的匾额和两幅对联，并将海光寺作为行宫，后来还在寺里举行了阅兵，海光寺的名声越来越响。从此，海光寺以两代皇帝的光临而名声大噪，大量达官显贵出资对海光寺进行修缮扩建，并在寺外种植垂柳，一时间海光寺绿柳夹迎，景色宜人，被列入了津门十景。

1858年5月26日，英法联军占领大沽口后，军舰从海河驶入天津城外。28日，清政府派大学士桂良、吏部尚书花纱纳驰往天津，与俄、美、英、法四国在海光寺签订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天津条约》。海光寺因见证了中国近代史上惨遭屈辱的这一幕而被载入史册。1860年，英法联军再次攻陷大沽，占领天津城。联军在河北望海寺设北营，城南海光寺设南营。这是海光寺第一被外国军队占领。直至翌年，《北京条约》签订、天津被迫开埠后，联军才从海光寺撤出。

1867年4月，清廷在海光寺设立了天津机器局，制造枪炮。这是我国北方最早出现的具有现代规模的机械工厂。海光寺佛殿的东跨院，建立了铸铁、金工、锯木、木工等8个工场，装备了从西方引进的先进设备，拥有近300名工人。1886年，李鸿章主持醇亲王奕譞参观海光寺局，对海光寺进行了翻新，并为海光寺装上了电灯。海光寺也成了天津最早亮起电灯的地方。

光绪四年（1878）)由德国克虏伯公司铸造一口大钟，重6500公斤，赠给李鸿章的寿辰纪念。光绪七年（1881）六月运抵天津。另有说是大钟是德国人赠给慈禧太后的，慈禧以“送钟”（送终）不吉，转赐了李鸿章。总之，大钟处置权是在李鸿章手上。不管是德人赠送还是慈禧转赐，李鸿章显然也不会接受这“不祥之物”。李鸿章认为海光寺是康熙和乾隆驾临的地方，于是把此钟挂于海光寺。高凌雯《志余随笔》云：“光绪初，德国人进大钟，李相命悬海光寺门外。钟体极大，工作亦精，而音不纯。以五音况之，鼓楼钟为宫，德钟则商也。”高氏记载比较模糊，只是笼统地说“德国人进大钟”，没有交代“进”的缘由。

李鸿章派机器局的7名技师在钟上刻了全部的佛教《金刚经》经文，但这7名技师在刻完经文后不到100天便相继死去，成为当时天津百姓传说中的一个谜。奇怪的是，对这7名技师之死，在天津的史书文献中却找不到记载，记载此事是英国人雷穆森于1920年以英文所撰写的《天津插图本史纲》。雷穆森1906年前后来到中国，期间主要生活在天津，先后在天津的外国媒体《华北商业》《华北明星报》《东方时报》任编辑和记者等职。《天津插图本史纲》包括320页文字叙述，175幅照片和3幅地图。《天津插图本史纲》以风趣的笔法详细记载了九国租界从设立起直至民国时期成书时的65年间所发生的最具有影响力、引人关注的事、以及诸多奇闻轶事，是早年西方人研究天津的著述中，是资料丰富准确，论述详尽周全，文笔生动活泼的一部著作。

《天津插图本史纲》记载：“此钟于1878年铸于德国，1881年5月运抵天津并送给中国政府，作为德国政府对中国友好的象征。中国政府随即命令当时的总督李鸿章把这座钟安放在适当的处所。由于乾隆皇帝曾经驾临海光寺，李鸿章决定把这口钟悬挂在海光寺内。”这里又把赠钟说成是德国和中国政府间的事，与“寿辰纪念”又有不同。不过海光寺作为康熙、乾隆两帝驾临之地，大钟施之于此可谓处置得体。

在他的这部书中，不但记载了7名技师的离奇之死，还记载了醇亲王奕譞巡视海光寺，其中还配有奕譞与李鸿章等人的合影照片，而照片的背景就是当时的海光寺。其时海光寺周边为天津机器局西局所踞，在大钟悬挂之前，李鸿章特委机器局技师，在钟上刻下《金刚经》文字。雷穆森对当时天津很多史事都有详细记载。遗憾的是，此书可惜他只记载了技师死亡时间，没有描述具体症状或原因，这也让此事变得更加神秘。近年有专家从现代医学的角度，怀疑技师刻经时可能采用了化学方法，结果造成中毒。民间对于此事的说法始终众说纷纭，其间夹杂一些封建迷信的说法。

一向被视为福地宝刹的海光寺在大钟安放于寺内不到二十年后，1900年7月9日，日军在俄、美、英军的配合下，同清军以及义和团在海光寺一代展开了激战。战斗中，海光寺被炮火击毁，片瓦未存。

后来日军在海光寺的废墟上建起了兵营，《辛丑条约》签订后，海光寺被划入了日本租界。自划入租界一直到抗日战争胜利，日军在这45年时间内盘踞在海光寺。从此海光寺彻底消失，片瓦不存，仅余一条被外国人命名的海光寺大道（今西康路）。日军毁寺后将大钟掠走并赠送给天津英租界工部局，工部局将大钟置于戈登堂前的维多利亚花园内作为消防警钟。

民国十年（1921年），在天津南郊八里台新址重修望海寺，英国工部局甚表友好，将此钟送还望海寺内。此后，海光寺大钟被移交给南开大学作为校钟。1937年7月28日，驻扎海光寺的日军野蛮轰炸南开大学，南开建筑大多被毁，大钟亦不知所终。关于大钟下落，或云被日军掠至日本，或云轰炸中被毁弃，或云被熔铸为枪炮等。但这些说法均属猜测，并无文献证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