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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2月16日，戊戌年十一月初十，周末午后，暖阳高照，无风，天气难得的好，我突然有去朝阳沟一游的冲动，先邀朋友，均抽不出身，适妻子有空，便驱车前往。

把时间拉长一点，说是突然的冲动，有点不准确，事实上，在今天的冲动之前，我已有近一个月的时间，查找了各样关于朝阳沟及《朝阳沟》的文字，去游玩，似乎只是要印证文字带给我的想象。

然而，眼前的一切还是让我惊叹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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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若知道我的底细，听说我要专门到朝阳沟游玩，肯定会带几分嘲笑甚至鄙夷的。由于我的老家在登封大冶西施村，距离朝阳沟只有三四公里的距离，中间仅隔了一道长沟。

小时候，跟着羊群拾羊屎蛋，跟着光棍汉看露天电影，印象中都曾到过朝阳沟。后来到县城上高中，几次从大冶镇子上坐车，也都走朝阳沟村边路过。

但是，可能是“灯下黑”缘故，至今想来，竟对朝阳沟一点特殊的记忆都没有，特别是看着一样样关于它的文字，更让我这个本乡本土的人有些惭愧。

当驱车到达朝阳沟村口时，一个近几年才建的青石牌坊临路矗立着，两边石柱上的对联虽平仄极为不合，但意思明白晓畅。上联是：昔日曹家湾；下联是：今天朝阳沟。

这副对联不仅直接了当地说明了这个地方的前世今生，而且更道出了这个地方的神奇。别小看这巴掌大的山窝窝，在中国戏曲史上，特别是豫剧史上，竟一古一今产生了两部经典大戏，且都是难以逾越的艺术高峰。

它的原名曹家湾，我们当地人又都叫它曹村，曲剧《卷席筒》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主人公小苍娃儿有一句著名唱词：“我家住登封小县，离城二十五里曹家湾。”说的正是此地。

它的今名朝阳沟，众所周知，又是从现代豫剧的扛鼎之作《朝阳沟》而来。《朝阳沟》是著名剧作家杨兰春1958年在此地蹲点，并依当时曹村人抗旱浇麦的生产生活创作出来的。1976年，曹村的干部和群众联名上报公社，要求把曹村大队改名为朝阳沟大队，并得到了批复，从此，朝阳沟的名字就很快叫响，1974年于本村建成的水库也更名为“朝阳沟水库”，1976年修建的由此到开封杞县的762窄轨铁路，也起名为“朝杞铁路”，其中的“朝”字，就是朝阳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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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石牌坊不远，村边电线杆上有个去“朝阳寺”的指示牌，按照指向，驱车沿着顺沟的水泥路一路上行，可除了两边村民的各式房舍，竟没有看到古寺模样的建筑，一直到“朝阳沟水库”的大坝横在眼前，才只好下车寻看。

朝阳沟水库位于朝阳沟村的上游位置，可水库所在的沟也并不叫朝阳沟，而是古书上说的“平洛溪”河道，郦道元《水经注》云：“水发玉女台下平洛涧，世谓之平洛水。吕忱所谓勺水出阳城山，盖斯水也。又东南流注于颍。”按现在的行政区位描述，平洛溪即从登封市唐庄乡的嵩山九龙潭发源，先流入纸坊水库，再向东南流经卢店镇，又吸纳二郎沟水等支流，后入大冶镇的朝阳沟水库，向下几里折西到因武则天当年宴请群臣而闻名天下的石淙河，最后汇入告成镇境内的颍河。看徐霞客的《游嵩山日记》，他老人家从新密过来，夜宿登封景店后，第天应是沿着平洛溪东岸而到石淙的。

朝阳沟水库依平洛溪两边的丘陵夹沟最窄处筑坝而成，东边的山丘俗称花椒岭，西边的山丘俗称卢店岭。该水库是由当时的大冶公社为解决下游的农田灌溉和村民吃水，而发动全公社民工修建的，从1973年11月开工，历时一年建成。可现在看来，这水库的修建大大影响了下游石淙河的水位，特别是下游煤矿开采，又造成地下水位下降，地表水污染，如今的石淙河除灰头土脸之外，再难听到河水的“淙淙”之声。

站在朝阳沟水库大坝上北望，库水少得可怜，临坝处已露出库底，并野生了一大片芦苇，冬日暖阳下，顶着白白的芦花，颇有几分文艺范儿。水库北端，因郑州至登封的旅游快速路通过，飞架了一座钢构斜拉的厢式特大桥，远山近水相衬着，为水库增加了不少姿色。

可朝阳寺呢？问在坝边晒暖的几位老人，他们极为热情的指路，说有两种方案可选，一是照原路返回，还到“朝阳寺”指示牌那里，顺着所指方向的一个小小村巷往北坡上走，500米左右即到；二是由大坝东边顺水泥路仍往上行，直到山顶，过了银环亭，再一路顺坡南下，半腰处是杨兰春墓，再往下就又到了村口的“朝阳寺”指示牌处。

本次游玩最主要还是冲着杨兰春墓来的，自然选了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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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杨兰春，通过来之前所做的大量功课，我终于解开了心中一直的一个疑惑：那就是为什么杨兰春会依这里写成《朝阳沟》？

有人会说，这有什么可疑惑的？他当年作为剧作家，被下派到这里体验生活，就依此进行了创作。那我再问，他为什么偏偏被下派到这个山窝窝呢？有人又会说，全省分派作家下乡，那年代，革命同志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碰巧了呗。

是这样吗？答案自然是否定的。

原来，杨兰春最早名叫杨有根，后改名杨连存。1920年生于河北武安的一个叫列江村的小山村，因家里穷，从小就讨荒、要饭、当和尚。14岁时，当地一个叫杜更会的小戏班收学徒，他就去签了三年的生死合同，跟师傅学武安落子（当地的一种传统剧种，豫剧《朝阳沟》里多有借鉴）。谁想三年学成，抗日战争爆发，小戏班解散，17岁的他就回到家乡参加了革命。

1938年，18岁的他正式加入了八路军，最先本是一个扛重机枪的战士，偶然的机会，他被首长发现其在小戏班练就的文艺才能，而被强行转为文艺兵，从而成为了部队里人见人爱的“瓦片杨”。在战争间隙，他能随地捡个瓦片，击着节拍，就当时战事形势，张口就来数来宝。据战友们回忆，当时战士们不知道首长是谁，却都认识“瓦片杨”。

1943年，杨连存被编入一二九师第三八五旅十三团转战河南，到登封与皮定军率领的豫西抗日先遣支队会合抗日。1945年1月19日（农历1944年腊月初六），登封普降大雪，冰天雪地的，但部队为了粉碎当地日、伪、顽5000多人对嵩山以南箕山抗日根据地的扫荡，跳出敌人的重围，连夜从根据地向北进发，不料走到曹村暂作体整时，因汉奸保长告密，被日伪军围困突袭，战斗打得残酷激烈，杨连存在这场曹村伏击战中，眼睁睁看着自己朝夕相处的5位战友死在了战斗中。

虽然两天后，皮定军率部队又在此设伏，诱敌深入，一举歼敌100余人，缴获了大量的日军武器，打了一个在豫西抗日战争史上决定性的胜仗。但前边5位战友的牺牲，令杨连存深深地记住了曹村这个地方，但当时战争匆忙，他们只能匆匆掩埋了战友的尸体，立即行军。从而，没有好好安葬几位烈士，一直成为了杨连存的一块心病。

据杨兰春在《豫剧<朝阳沟>诞生记》文章中回忆：“战后，我们为烈士修了一座一间房子那么大的墓。当年他们都是年轻的小伙子，几十年过去了，他们的身影仍时常活灵活现地浮现在我的眼前。”

写到这里，大家一定已经明白，杨兰春为什么偏偏到登封曹村体验生活了，也明白他为什么在《朝阳沟》中专一写了一场烈士墓前的戏；还有他为什么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在报纸上刊登遗嘱：身后骨灰一部分要撒到登封朝阳沟。

另外，关于他的名字怎么由“杨连存”改成了“杨兰春”，大概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是1947年中原突围后，他因病住进了山西晋城医院，住院登记时，院方把名字听错了，误写成了“杨兰春”；另一种说法是1963年，《朝阳沟》在中南海怀仁堂演出后，毛主席，刘少奇，朱德，彭真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观看了这部戏，观后毛主席接见了杨兰春和全体演员，并亲切问候杨兰春：“戏演的很好，很实在，你叫什么名字？”杨兰春回答说：“我叫杨连存。”因武安方言前后鼻音分不清，毛主席误听了说：“噢，你叫杨兰春，好名字。”后来他索性就改名叫“杨兰春”。

前一种说法是从战争年代开始与杨兰春结下终生友谊的温敏，在《追忆战友杨兰春》中写的，应为史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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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老乡们说的第二个方案，我与妻子驱车很快来到了杨兰春墓前。

在向阳南坡半腰处的一片香樟树林中，有几棵棵高大的塔松掩映着，杨兰春墓地占地一亩左右，依山上的梯田分了三层，自上而上，一层比一层开阔，最上一层是骨灰安放的坟丘和纪念碑，中间一层为花园苗圃，最下面一层是纪念广场，在广场中心与上两层对应的中轴线上，是杨兰春伏案创作的雕塑，雕塑是按照他生前的一张照片创作的，老人家戴个大框眼镜，穿个小翻领半截袖，形体稍显削瘦，一脸的皱纹，正在伏案欲写还思的样子，看上去朴素而慈祥，很传神。只是都说他是个“倔老头”，在这个雕塑的神情中，看不出来。

在进入墓园的入口处，有一块很显眼的石碑，是登封市人民政府2011年7月1日立的“曹村伏击战遗址纪念碑”，碑阴粗略记述了战争情况和牺牲了23名烈士，其中列出5个人的姓名，分别是汪成、张志诚、谢泉、焦守轩、马保安。我猜想，这5人大概就是杨兰春当年认识的生死弟兄。据他的回忆文字说，他参军后，发动了所在小戏班的大部分人都参加了革命，说不定这5人正是从小戏班开始就一块儿生活的兄弟，若真是如此，他们的牺牲，怎会不使一生重情重义的杨兰春刻骨铭心？

解放后，杨兰春忘不了这些亲密战友，他亲自给登封县委写信反映情况，并亲手把这5位烈士遗骨一一找到，然后背到烈士陵园埋葬起来，竖立了纪念碑。

然而，当2009年杨兰春他老人家病逝，终于长眠于此时，五位烈士却因当年朝阳沟没有建烈士墓，而被他埋在了距此几十里外的登封景店烈士墓里。现在只有他一个人在这片战友们曾经血染的土地上，也不知是否孤独。想到此，禁不住有些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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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到朝阳沟，不能不说说《朝阳沟》这部戏。

大家都知道，《朝阳沟》是杨兰春在1958年“大跃进”的时代背景下，为配合中央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宣传，七天时间速成的“跃进戏”。

杨兰春在《豫记<朝阳沟>诞生记》中说：“写《朝阳沟》时，第一、二、三、四场有草稿，第五、六场只有唱词，第七、八场因时间太紧来不及写草稿。……最后一场，我干脆就到排练场去直接口述，叫演员当场记。就这样，七天七夜编排出了《朝阳沟》。”

这样一部速成的政策宣传戏，按理很快就会时过境迁的。可怎么就成了经久不衰的经典了呢?

在我来前做功课时，我专门又从网上搜出豫剧三团近几年新排的《朝阳沟》看了一遍，边看边思，最终我仿佛找到了它成为经典的原因。个人认为，大概是以下两个因素：

一是剧中人物的成功塑造。一部文艺作品，不管你是不是“奉旨”而作，都无法抹去时代的烙印，但一部文艺作品是否成为经典，却往往不是由于充分展现了那个时代的特征，相反，则往往是作品成功塑造了超越所反映时代的人物。看过豫剧《朝阳沟》的人，我相信看完后，感受最深的一定都是那一个个鲜活的人物，而不是它反映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个主题。《朝阳沟》所反映的主题也早已成为了历史，但是里面的栓宝娘、栓宝爹、银环妈、二大娘、老支书、巧真，还有老小孩儿，这一个个人物，却仍能在当下的生活里，随处要可见。特别是对于像我们这些在农村长大的孩子，栓宝爹娘，就如我们的父母，一个沉默如山，一个柔善如水；二大娘呢，在农村，哪个庄上没有这样一个热心肠又心直口快女人？银环妈，更有着典型性，她的性格里，不仅有着高人一等的等级观念，而且还有“恶人”也爱子女的人性光辉。这种人不仅仅局限于城乡差别上，世界上只要还有门第差别，这种人就不会绝迹。

二是剧本唱词的生活口语化。戏剧中的人物塑造，全靠每个角色的唱词来支撑。在这方面，杨兰春实在是高手中的高手，这无疑与他的农村出身，又长期在农村体验生活有关，他也老说自己就是一个农民，即使被认为是作家，他也把自己归入乡土味最浓的“山药蛋派”。为什么看过《朝阳沟》的人，都能哼上两句其中的唱词，正是由于它太口语化和生活化了，一听就明白，一听就想跟着溜。其中的例子太多，写这类的研究文章也很多，我在此就不做多说。

是人物和语言成就了《朝阳沟》的经典，这一点杨兰春本人也如此认为。他在《豫记<朝阳沟>诞生记》中很明确地写道：“为什么在1958年“大跃进”背景下写的这出戏，到今天还有生命力?我觉得《朝阳沟》基本上是从写人物出发，而唱是主导，用唱词来表现各个人物的真实感情，刻画出有性格、有灵魂的活生生的人。我有个坚定不移的思想，讨厌那种标语口号式的语言，因为它不是舞台人物要说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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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过杨兰春墓，又驱车沿水泥路一路下行到村口，真如先前那几位晒暖的老人所说，“朝阳寺”牌子所指的斜对面，两排民居之间，有一个通向北边山坡的小巷。

来朝阳沟，我是一定要去朝阳寺看看的。不仅是由于它是村子里现存最古老的建筑；更由于它是《朝阳沟》戏名的由来。

据杨兰春回忆，1958年3月20日，《朝阳沟》在郑州北下街河南剧院首场演出，参加全省文化局长会议的领导都来看这出“跃进戏”。可就在领导宣布开演时，杨兰春却说：“再等一等，戏还没有名字哩！”引来台下一阵哄笑。紧急时刻，杨兰春想起曹村山坡上有座朝阳寺，那一带的地理环境都是丘陵和山沟，于是《朝阳沟》就做了剧名。

然而，看到了朝阳寺，又实在让我大失所望。它逼仄地立在一小片山地上，上房是三间明代的瓦房，算是正殿，门头上的匾额，自左向右蓝底黄字写着“观音殿”，东西厢房则各是新盖的两间瓦房。门前立了三块石碑，上面的字已风化得难以辨识。只在观音殿的房墙上还镶着一块石刻，用手机拍下回家认真识读，上面主要文字如下：

河南府登封县一二等里，见在盆窑、曹村、刘碑等处，社首女信人杨门赵氏、程氏，谨发处心，会众信善，遵信佛法，命僧广路香诵《血盆经》三年完满，立一石记题，传社人姓名：

（姓名略－－注）

万历二十一年十一月初八日立 石匠：毛四秀

这段文字并不难懂，是说明代万历年间，朝阳寺附近的一些民间信佛的女首领们（社首），发动女信众们发善心，供养朝阳寺的一个叫广路的和尚，让其为其燃香念诵《血盆经》三年，完成任务了，特立一块碑，把大家的名字刻上去，永纪功德。

女社首们为什么要让香诵《血盆经》呢？个人揣度，大概朝阳寺里的观音菩萨，当地信众多把她当作送子观音供奉的，按老百姓说的说法，就是奶奶庙。既然是到这里求子的，按《血盆经》里讲，女人生孩子是污秽的，会污染了众生世间，因此也会得到报应的。怎么办呢？就诵《血盆经》忏悔救赎。可那时候的女人大多又不识字，诵经不成，就只好找和尚代工。如此就有了“命僧广路香诵《血盆经》三年完满”的事情。现在看来，《血盆经》实在算是中国人借佛伪造的害人之物，碑中那些信众的做法更是可笑而愚昧。

可不管怎样，不知道朝阳寺的观音是否救赎了那些信众，倒是无意中用“朝阳”二字替杨兰春先生救了急，也算大慈大悲，功德无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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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过朝阳寺，天色已暗下来。从村口回头遥望，杨兰春墓前的路灯亮了，还隐隐约约听到山路上村民的说笑声。此时，我的耳畔仿佛又听到银环的那句唱－－“朝阳沟好地方名不虚传，一辈子我也住不烦”

我想，这不仅是杨兰春写给银环的唱词，更是他老人家自己的心声，如今，他已长眠于此，“一辈子”已不足以表达了，而是永生永世。

作者简介：赵呆子，原名张国昌，登封人，1970年生，1993年毕业于郑州大学中文系。文学创作以散文为主，兼及诗歌、小说等。在各种媒体刊发表作品300余篇，获各类征文、大赛奖数十次，有多篇作品入选各种选本。另长期致力嵩山文化研究，主编《嵩山古诗词》，华夏文明探源工程《大嵩山》、《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国二十四节气》撰稿人之一，公开发表有关嵩山文化论文数十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