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草木状》，（晋）嵇含撰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20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此书为国图出版社专开的《古本新椠丛刊》之一种，该丛刊全部是用传统的手工雕版方式予以出版，该书的编委会除我之外，均为目录版本界的著名学者，有陈红彦、黄显功、辛德勇、殷梦霞和王燕来先生。

近些年来用传统方式刊刻典籍，渐渐为藏家所重，有人将其视为当代善本，但因刊版周期长，刊刻费用高等原因，一直难以做到普及。国图出版社的殷梦霞总编及资深编辑王燕来敢于将其单成一个系列，显然这是站在传承传统印刷术的角度做出的重要贡献。

本书的刊刻者乃是陈义时，陈先生是全国唯一一个获得雕版类高级工艺美术师技术职称的人，并且有着“江苏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的称号。陈义时的祖父陈开良、父亲陈正春均从事古书雕版，而陈义时本人从14岁开始就跟随父亲刊刻版片。几年前我前往扬州参观了他的雕版工作室，在那里看到不少年轻人学习雕版技艺，传统技艺被年轻人所喜，这种情况令人欣慰。

《古本新椠丛刊》的编委会在选择哪些书列入该系列时，动了不少脑筋，从总体上说，要选择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典籍予以重刊。比如这部《南方草木状》，该书不仅是公认的世界第一部地区植物志，它的价值还在于有着植物引种、驯化、培育的真实记录，书中对所记述植物多数都有产地说明，有的还指出原产地。例如书中指出黄陆香、指甲花、钩藤子等由古罗马帝国引入，茉莉由波斯帝国引入。书中还记载了在浮苇筏上种蕹菜的方法，这是世界上有关水培蔬菜的最早记载。因此，《南方草木状》不仅在我国植物学史上有重要价值，在国际上也很有影响。

关于本书的作者嵇含，按照《晋书·嵇绍传》中记载，嵇含是巩县亳丘人，故其号亳丘子，累官至广州刺史，后来被同僚司马郭劢所杀，去世时年仅44岁。嵇含的叔祖是“竹林七贤”中的嵇康，他的叔叔嵇绍好老庄之术，同时也喜好本草植物，想来这些都对嵇含有影响。

但是，《南方草木状》一书究竟是不是嵇含所撰，一直有着争议。他所撰的《嵇含集》首次记载于《隋书·经籍志》，该书是将《嵇含集》附在了《郭象集》之下，并称《嵇含集》已亡佚。到了《唐书·艺文志》和《宋书·艺文志》时，《嵇含集》又出现了，但是，此两书并没有著录《南方草木状》。对于《南方草木状》的首次著录，是出现在宋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中：“《南方草木状》一卷，襄阳太守嵇含撰。”元代马端临的《文献通考》也是这种著录方式。

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后世有人认为《南方草木状》乃是后托之伪书，比如文廷式在《补晋书·艺文志》中明确说该书非嵇含所作：“嵇含实未至广州，不得为此书也。”马泰来等先生也持伪书说。也有人认为从该书内容上看，书中著录之物有的是在嵇含之后才来到中国的，比如“乞力伽”名出唐宋之际，故该书有可能是后人辑佚而成。然而，四库馆臣却肯定该书的价值：“叙述典雅，非唐以后人所能伪，不得以始见《宋志》疑之。”

就该书的内容而言，确实极具学术价值，比如其中一段：“交趾人以蓆囊贮蚁，鬻于市，其窠如薄絮，囊皆连枝叶，蚁在其中，并窠而卖。蚁赤黄色，大于常蚁。南方柑树若无此蚁，则其实皆为群蠹所伤也。”相关学者点出，这段话所说的蚁乃是后世学者定名的黄柑蚁，以此蚁来控制柑树害虫，这种作法至今在岭南地区仍在使用，故这段文字被称之为世界上最早的生物防治技术记录。

遗憾的是，这部重要之书的单刻宋元本早已失传，今日能够得见者乃是民国年间陶湘旧藏的宋咸淳本《百川学海》本，国图社提供的刊刻底本正是此书，由此也可见该书版本价值之佳。

本次出版还在前人辑录的基础上，增加新绘十九幅彩图，编为《南方草木绘》一册和雕版《南方草木状》联袂成书。此为《南方草木状》成书千年以来，首次有彩绘图录佐配，古逸新绘，蓬勃生姿。

《王福庵篆刻赏析100例》，朱琪编著

江西美术出版社2020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

朱琪先生这部著作乃是以一问一解的方式讲述王福庵的篆刻特点，其着眼点主要在篆刻风格上。我觉得这种写法难度比较高，如果是讲述多位篆刻家，挑出他们的代表作倒比较容易，而针对一个人的篆刻举出100个例子，还要逐一解读，这是非谙此道者难以到达的高度。

朱先生在前言中先对王福庵的生平做了简介，原来王福庵家庭为琅琊王氏分支，祖父王言为嘉庆举人，父亲王同乃光绪进士，王同有四子，福庵最少，王同喜欢考证金石碑版，这个爱好为福庵所继承。对于篆刻所本，福庵自道：“余年十二即解爱好印章，见汪、丁两氏印谱辄心仪焉。”

12岁时就爱好篆刻之学，尤其喜欢翻阅汪启淑和丁敬两家的印谱，想来王福庵的治印生涯是从模仿两家印谱起步，而到了1904年，在其25岁时，他就与丁仁、叶铭、吴隐等筹划创立西泠印社。然而，其早年工作却与篆刻无关，他在沪杭铁路局、湘鄂铁路局等处工作，1920年受聘于北京临时政府印铸局，1924年因清室善后委员会之聘，出任古物陈列鉴定所委员，于此期间参与了《金薤留珍》的钤拓。此谱乃是民国印谱中的名品之一，市场所见均为套色石印本，寒斋所藏亦是此物，而我以往并不知道王福庵也参与此事，此乃拜读朱琪这部赠书的收获之一。

1936年，王福庵辞官定居上海，以鬻书鬻印自给，这一年他51岁。1945年他将《福庵印稿》78册捐赠给合众图书馆，1959年又将毕生篆刻精品300余方捐赠给上海市文管会，以此可见其高风亮节。朱琪先生说，福庵先生性情平和宽厚，乐于奖掖后学，其著名弟子有韩登安、顿立夫、吴朴堂、高式㷱、冒怀苏等多人。

对于王福庵的篆刻根源，朱琪点明源于浙派，而后谈到浙派篆刻以西泠八家为代表，但八家风格各异。朱琪根据审美追求和发展脉络，将它们分为两派：“其中丁敬、蒋仁、陈鸿寿、钱松一路，意偏于拙，刀法挥洒不羁，富金石韵味，且更见性情。黄易、奚冈、陈豫钟、赵之琛一路，偏于用巧，刀法内敛，风神秀雅，多书卷气。”而后提到：“晚清时期，赵之琛成为浙派篆刻集大成者，其后名家中赵之谦、徐三庚亦皆受浙派影响，浙派篆刻受到新的审美风尚熏染，因此最终走向与其他流派相融合的道路，形态更加多元。”

接下来朱琪讲到王福庵是他的太老师，而其本师乃是王一羽先生。王先生曾向朱琪讲述自己的拜师经历，根据那时的惯例，拜王福庵为师，需上束脩金条两根，这在当时可谓一笔巨资，但因是陈锡钧所召介，福庵先生不肯收束脩，只要求花一角钱去买梅红帖子，写上“受益门生王一羽百拜”即可，但：“羽师乃花了几百元买了八色礼物，其中有四瓶白兰地、八斤桂圆、八斤蜜枣……装了半个三轮车。”

可见那时的拜师之礼是何等隆重，不过看到这里我会忍不住地想，朱琪先生拜王一羽为师时，他的拜师礼又是些什么东西。

本书的封面图案是一枚放大的印蜕，乃是王福庵所刻的苏东坡词句。近来在写东坡寻访之文，陡然见到此印中的“我欲乘风归去”，顿感欣喜。当年东坡因乌台诗案而入狱，据说神宗读到这几句时，感叹说：“苏轼终是爱君。”我好奇于王福庵为什么把这三句刻成一方印章，于是在书内找到朱琪先生的解读。朱先生先是将边款列于上：

戊寅长夏，北窗高卧，取东坡词句作印。时正避兵沪上，日刻一印以消磨岁月。福厂居士王禔。

那时正在进行淞沪抗战，王福庵避兵上海，每天刻一印来解忧，显然他并未对“终是爱君”进行联想。朱琪先生在解读该印章时认为，王福庵先生是借印遣怀，着眼点更多的在于治印时的谋篇布局，他首先认为：“此印为王福庵细朱文多字印的代表之作，尤其可见其章法排布的高超本领。多字印费安排，总经妥帖为上。”接着解读出福庵先生在布局上的想法：

第一步就是要把印稿设计好。印稿的设计考验作者分朱布白的能力，要领则在于“均匀”二字。这样的多字印，首先要判断大的字势结体是以横向为主导，还是以纵向为主导，然后估量出平等的横（或纵）笔之间的间距，并按照大致相等的间距来安排笔画，这样就可以保证章法上的大体匀称。

我在此书中还找到了王福庵篆刻的其他东坡诗句，比如“人间何处有此境”、“时得一二遗八九”，可见福庵亦深喜东坡诗文。就印文的内容论，我尤其喜欢“有好都能累此生”，虽然此句非东坡所言，却道出了癖于收藏者的囚徒困境。

相比较而言，我更多的关注藏书印，朱琪先生在本书内选了一枚“麋砚斋藏书记”，此印边款为：

寒松老人云：藏书籍书画印宜作朱文，藏金石碑拓宜作白文。余谓藏书印不但宜作朱文，其印式更宜窄而长，庶不致将印文压入书行。老人颇韪余言。今得此石适合藏书印之用，因刻此印。乙亥七月七日，福厂并记于麋研斋。

福庵先生将寒松老人的话更进一层，可见其深谙藏书印之真谛，难怪其所刻之印为后世所喜。可惜先生早在1960年已归道山，余生也晚，无法向他求得一枚藏书印。

《吴兔床日记》，吴骞著，张昊苏、杨洪升整理

凤凰出版社2015年5月第1版第1次印刷

此书乃王勉老师所赠的《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第二辑之一，整理者之一杨洪升先生还曾著有《缪荃孙研究》，写得极为严谨详实，我从中读到了不少有价值的信息。这本《吴兔床日记》虽然仅是他合作整理的一部藏书家日记，而日记整理并无发挥余地，却能看出整理者国学知识的涵盖面。

吴骞是藏书大家，他听闻到黄丕烈有个新堂号叫“百宋一廛”，为了能与之匹敌，他也取了个新堂号叫“千元十驾”。因为这段掌故，我一直以为他与黄丕烈十分稔熟，然而翻阅这本日记，却仅读到一则他到百宋一廛观书之事，他的确对黄丕烈所藏之本赞誉有加，看来他没有藏家相轻的毛病。

本书整理的吴骞日记始记乾隆四十五年，终至嘉庆十七年，后面附有《可怀录》和《可怀续录》，分别记录的是乾隆三十九年和嘉庆五年之事。但吴骞的日记并非每天都写，有时中间会隔几天，有时也会记录下一些他写的诗作，日记有长有短，有时一日记千字，有时一日仅写一“晴”或“阴”字，但总体上来说，他的日记很少记天气。

吴骞在乾隆四十八年的日记中，谈到了翁方纲购得《施顾注苏诗》之事：“翁覃溪洗马得宋刻《施注苏诗》全本，曾云尝一见。覃溪最宝惜之，不与人手触，略一翻便亲捧入内。”吴骞称翁方纲所得乃是全本，看来这是误记，吴骞也说他没有见到原书，因为翁方纲对该书太过宝惜，轻易不示人，即便拿给好友欣赏，也不愿意让人手触，只要来者略一翻阅，翁方纲立即把书捧入内室。读到这段话，翁方纲的形象跃然纸上，难怪他得到该书后，能够坚持几十年的祭书活动，这才是真正的书痴，真正的行为艺术。

吴骞在日记中谈到了许多与其他藏书家的交往，翻阅此日记，能够感受到与他交往最密切者是知不足斋主人鲍廷博，两人经常同乘一船出外访书访友，所见之人均为后世如雷贯耳的大学者、大藏家。比如他多次跟鲍廷博去到卢文弨的抱经堂看书，还会独自乘船前去看望钱大昕，遇到喜爱之物，他们也相互代买甚至赠送。鲍廷博在乾隆五十一年见到有人出售郑旼所绘《拜经图》，马上想到吴骞的堂号叫拜经楼，于是特意买下赠送给吴。吴骞在乾隆五十五年7月12日的日记中写道：

入城过著书斋，松霭旧藏黄石斋二迹，时方刊其所辑《杜诗双声叠韵谱》，拟售二迹，以佐剞劂。而绿饮适欲求石斋书画，予因代以二十四金购之。

吴骞在周春的书斋里看到了两件黄道周墨迹，当时周春正筹资刊刻一部书稿，所以想出售墨迹以作刊刻之资，吴骞想起鲍廷博一直想买石斋墨迹，于是他花了24金将其购下，可见他们是相互记着对方的需求，一旦有机会时，就会帮助对方完成心愿，这样的书友关系，真令人欣羡。

吴骞还会记下一些奇异的故事，比如“民家豕产一象，献之官，至长桥而死。”猪怎么能生象呢，两者体积相差太大了，也许某家的猪产下了畸形儿，有着长长的鼻子，被人误以为象。乾隆五十九年5月10日，吴骞又记下所见之事：

至镇海庙观青蛙。蛙大于常蛙可七八倍，色青翠如瓜，肤皆有金丝二条。庙濒海，素未尝产蛙。十一日晨，庙僧启户，忽见蛙在佛座中，遂以柈承之。蛙终日凝坐，了不跳掷，俗称“青蛙将军”。

我曾去参观过镇海庙，在那里没有见到过吴骞所说的大青蛙，按其形容，这种青蛙比牛蛙还要大，按说这种外来物种在乾隆时期不太可能传入中国，我所见过的牛蛙皮肤上也没有两条金丝线。但吴骞说这种青蛙竟然能像老僧坐禅凝坐不动，也真是神奇。此蛙乃是吴骞亲眼所见，想来必有其事，但青蛙坐禅，却是吴骞听人表述的，不见得为真。

吴骞在日记中还会记录一些鬼故事，比如他写到陈洛兰与石门一友共同住在贡院前，某天晚上他们听见邻号有一举子深夜跟一妇人谈话，他觉得这必是冤鬼，吓得不敢出门。等天亮了，此人邀请同号一起去看这位举子，没想到这人却神态自若的在那里答卷，众人告其夜晚听到的声音，此人坦然地说，他以前喜欢上了邻家一婢女，此女颇有姿色，他原想买来做妾，但不知何故未果，此女竟然自缢而亡，昨夜此女之魂特意来看该举子，又在天明前离开了。

鬼是否存在，我不知道。越上了年纪越不敢轻易否定某些未知之事。有意思的是，吴骞在嘉庆元年就开始营造自己的生圹，他把这个过程记录得十分详细，比如椁底如何铺装等等，他还讲到了营造生圹用的三合土。三合土这个词，我在古书中时常得见，但吴骞却在日记中记录了三合土的原料及配比：“凡细石灰三箕，和净山黄泥三箕，乌樟汁二拗斗半。”乌樟汁为何物，我不清楚，吴骞在小注中又说：“亦有加太湖沙者。”既然加沙，颇像混凝土搅拌，读到这则信息，让我对此有了新的了解。而他在日记中还谈到：

唐寅葬横塘王家村，见祝枝山所撰墓志。桃花坞乃其别业，宋牧仲以为墓，且为建祠，误也。

我曾往苏州去探访唐寅墓，地址就在桃花坞，读到这则信息方让我了解到，原来桃花坞乃是唐寅的别墅所在地，而别墅后面的唐寅墓乃是宋荦建造的，看来那个墓连衣冠冢都不算，里面究竟埋着何物，吴骞没说，但这则信息却看出了他的认真。而更为认真者，是他对河图洛书究竟为何事的记载：

世之言河图洛书者，谓马有旋毛似图，龟文甲坼似书，惟元俞石涧以为《书·顾命》“天球、河图在东序”。河图与天球并列，则河图亦玉也，玉之有文者尔。昆仑产玉，河源出昆仑　，故河亦有玉。洛水至今有白石，洛书盖石而白有文者。

河出图，洛出书，乃是两千多年来人们认定的文明事件，但大多数人都认为它们是指乌龟身上的花纹，以及龙马负图的故事，但吴骞引用前人的所言，来证河图洛书其实是一种玉。虽然吴骞也称“其说颇异”，却提示读者有些传统的认定其实还有另外的说法，至于这些说法是否正确，那就是见仁见智的事情了。

《中国书法》，（美）蒋彝著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8年1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此书是系列策划编辑吴浩先生所赠，乃“博雅双语名家名作”之一种，该书扉页所印书名为“八法南针”，是该书的另一个名称。本书的序一乃是美国於梨华在1984年所撰，序中谈及上世纪70年代初於梨华偶然在朋友处见到了蒋彝教授，几年之后於的一位同事因结婚离职，其所教授的书法课无人接管，于是由於代课，当时这位同事交给於的资料就是蒋彝所撰《中国书法》，于是於细读此书后，以此脉络进行讲授。

后来於梨华灵机一动，不如请该书作者来办一场讲座。当时蒋彝住在另一个城市，往返车程需要六个小时，但蒋彝毫不迟疑的前来授课，那场讲座十分精彩，蒋彝自带笔墨，写画了不少作品赠送给听众，可见他对中国书法和绘画都是十分稔熟。对于蒋彝的印象，於梨华说，一是感觉到他比实际年龄要年轻，因为他的行动和心境都不像个上了年纪的人，第二个印象则是：“只觉得他对一切事物，都带点淡泊，但又一点不是淡漠的看法，正像他形容一个上乘的书法家那样，生动的静止”。

中译本的序二出自澳大利亚柳存仁之手，该序谈到蒋彝的这部专著1938年由伦敦的某书店出版，销路甚广，到1973年由哈佛大学印成美国版，读者经历了两三代，仍然流行不衰，可见该书在西方读者心中的魅力。但柳存仁也说，要想让西方读者能够了解中国书法之美，其实是很难的一件事，这缘于文字背景的巨大差异。柳存仁谈到西方也有笔迹学，但细究概念，笔迹学跟中国书法有着很多不同，也正因为如此，蒋彝的这本书十分重要。

中译本的序三乃是叶君健所写，该序介绍了蒋彝的生平，原来蒋彝是江西九江人，1925年毕业于东南大学化学系，之后投身北伐，1933年到英国后，一直居留海外，40多年来，他用英文写了许多本关于中国文化和艺术的著作，1977年他再度回中国时，想写一部大型的《中国艺术史》，其写法乃是去寻找相关遗迹，可惜事情开头不久，蒋彝患上不治之症，病逝于北京首都医院。

本书英文版的序言乃是英国赫伯特·里德所写，此序谈到中国书法字体与西方字母字体之间的区别，该序给出的评价是：“蒋彝先生对一些微妙难解的问题阐述得既简洁又清晰。他那优秀的文笔也相当可贵。”

而后则是蒋彝所写“作者的话”，以及几次再版的说明，其中增订第三版的说明中谈及1942年美国卷入了二战，许多美军驻扎在英国，因为整个英国都全力以赴的从事战时生产，没有材料和时间来制作玩具和礼物，因此当圣诞节来临时，有些美国官兵开始购买一些《中国书法》作为圣诞礼物寄回家。在残酷的战争时期，参战官兵购买如此难懂的一本书，这是何等奇特的感觉，但也正因为这个特殊的原因，到1971年时，《中国书法》已经重印了八次。

蒋彝在本书的绪论中说：“手写一组表达人的思想的文字，很少像在中国那样，被当作艺术来看待。”这也是我长期困惑的问题。所以蒋彝认为，要研究中国书法，就要学习一些有关汉语的起源、汉字的产生等基础知识，他说自己到英国后，很想了解西方人对中国书法的看法，为此他看了一些西方研究中国书法之书，发现对方往往并不了解中国书法，这也正是他撰写本书的动机之一，他希望帮助一些人不需要费劲学习中文，就能欣赏书法。

为了能够了解西方人对文字学的概念，蒋彝多次前往大英博物馆的手稿部，去参观一些古代手稿，虽然有的手稿书写得颇为雅致，但整体上缺少变化，原因在于拼音文字的限制，因为26个字母完全是由圆圈、曲线和直线构成，虽然有些手稿一个段落的起首字母装饰有花边，但这些装饰并不是字母写法的一部分，它们属于绘画。蒋彝还说自己走在伦敦的街上，从未对商店的招牌产生过意外之感，因为这些招牌的风格几乎是统一的：整齐、规则和匀称，却没有生气。这些叙述可以看出，蒋彝虽然长年身处异域，但对中国文化有着深沉的爱。

有意思的是，他的绪论中最先出现的两幅书法范例，却是朱熹写的一个“寿”字，和清洪泽畴（译音）所书的“鹤”字，这两张显然是拓片。蒋彝想通过这两个字来讲述，西方国家的笔迹学也适合于用来了解和分析中国的书法家，他首先举出了宋徽宗的例子，称宋徽宗发明了瘦金体，于是他通过瘦金体来推论赵佶的长相和气质：“想象出他是一个外貌优雅的人，修长而削瘦，注重细节的修饰，气质还有点阴柔；我们甚至可以推断，他是一个言语缓慢而慎重的人。

同时，他认为苏东坡是这样的：“他比米芾稍胖略矮，在性格上比米芾更不拘小节，然而，心胸开阔，生气蓬勃，是一个伟大的诙谐大师，一个伟大的乐天派。”

蒋彝的推论方式让我觉得耳目一新，他竟然能通过字迹推论出书写者的高矮胖瘦以及性格。我不知道西方的笔迹学是否也是这种推论方式，但总觉得这样的推论更多的是臆断，比如我的字一向写得乱七八糟，对方能推论出我的高矮胖瘦和性格吗？我想他可能会推论出我属鸡。

蒋彝的这部书也是从汉字的起源讲起，我本以为他会先讲甲骨文，然而他首先讲的却是伏義八卦，他也谈到了六种造字之法，最让我新奇的则是该书将朝鲜文、日文、西夏文和汉文各截取了一个段落，之后进行比较。蒋彝得出的绪论是，朝鲜、日本和西夏文字的书写方法与汉字相同，也是仍用毛笔从右至左，从一页的顶部向下书写。他又指出朝鲜文字中的名词、动词仍然在形式和含意上和汉字保持一致，但是其他许多字却用了圆圈和直线，因为呈现出单调的面貌。日文中保留了大多数汉字，他们的字形和字义没有变化，只是读音不同，但是许多辅助字在字形上取自汉字中的草书和楷书，同时又和本国的书体混合，结果破坏了美学上整体的平衡。西夏文中没有一个字和它的汉字对应字完全相同，但它们的字声和字义相同，从总体上看，西夏文字美学价值很低，因为蒋彝认为它的笔划很机械，拥塞在一个想象中的方框之内。这些都说明，蒋彝对不同字体做过系统的分析。

总之，蒋彝通过对比的方式，来讲授中国书法的特点以及独有的意韵，这是很难让不理解中文和汉字的人听懂的事情，但蒋彝以他独特的办法，讲授出了中国书法究竟美在哪里，他对中国文化的普及所做出的努力，令人十分感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