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到母亲病危的电报，孟祥立即买了当晚的火车票，踏上归程。

从太原发出的列车上，旅客虽然不少，但座位还是有的。因为挂念亲人，让他久久不能入睡，只是在“轰隆、轰隆”的声响中，慢慢进入了迷迷糊糊、似睡非睡的状态。

“孟师傅，你去哪里？”少女清脆的声音在耳边响起，他立刻睁开眼睛。

“是小姚呀，你怎么在火车上？”他看着少女欢快的笑脸问道。

小姚是他新认识不久的学友，去年刚刚分到工厂隔壁的工艺二所工作。前些日子，她作为塑料齿轮课题组的成员，曾经和他一起到华东地区出过差；事后又因为塑料齿轮试验问题，多次到厂内找他。

“陈启明给我来了一封信，说去年毕业的学生，可以回校参加文化大革命。我就向单位请了假，顺便回一次四川。你呢？”小姚笑着回答。

孟祥听她讲过，她有一个同班的男朋友；因为得罪了班主任，毕业的时候，故意把他们分到了不同的地方。他在心中暗想，大概她所说的陈启明，就是她的男朋友吧。

“我是接到母亲病危的电报，才请假赶回家的。你请了多久的假？”他边解释边问。

“我也不清楚。如果能拿到学生证明，我就想参加大串联，到全国各地走走。你想，不用担心吃饭、住宿，连坐车都全部免费，多么好的机会呀！”

看着她那无忧无虑、天真活泼的样子，孟祥仿佛也受到了感染，但想到旅途的辛苦，便摇头说道：“现在到处都是红卫兵，交通非常拥挤，串联可不是个好差事。”

“不管它，先回成都看看再说。”小姚的好心情依旧，一点也不为所动。

孟祥心想现在路上难走，有个伴总比一个人走要好，就对她说道：“听说从北京到成都的列车挤得很，转车的时候一起走，相互有个照应。”

他所讲的，正是小姚想说的话。她立即高兴地回答：“到石家庄的时候，我来找你。”

在石家庄转车的时候，果然遇到了麻烦。

他和小姚顺着北京到成都的特快列车，一节车厢一节车厢找过去，根本找不到不超载的车厢，车厢门甚至都没有打开。

想上车的旅客和红卫兵们都在奔跑，只要看见没有关牢的窗户，就强行推起玻璃窗爬进去一个人，再由他接进行李，把他的同伴一个一个拖进车厢。

孟祥隐约望见，车厢里面的货架上也躺着人，便招呼小姚往后面的卧铺车厢跑。

他以前赶车时也遇到过类似情况，但远远没有现在严重。他知道，如果过道、货架、座位下全是人，即使上了车，人就基本上不能挪动了，想上个厕所都极为困难。

他记得有人说过，最近因为红卫兵大串联，卧铺票已经停售，便决定到硬卧车厢碰碰运气。

他带着小姚一路小跑，直奔卧铺车厢。当他看见有一个车厢的门开着，一位红卫兵正站在门口，观看远处奔跑的人们，便招呼小姚挤上车。

车厢内的红卫兵们，立刻用四川话喊了起来：“你龟儿瓜娃子（你这个傻子），快点关到门！”

站在门旁的年轻人赶紧退回车内，把门关好。任凭后来的人，把车门拍得震天响，也不敢再开。

卧铺车厢虽然也挤满了人，但比硬座车厢显然好了许多，起码可以挤着坐在铺上，过道上也可以勉强通行。

他这才松了一口气，把小姚和自己的简单行李放到货架上。

小姚毕竟刚毕业不久，年龄又和红卫兵们差不多；当她发现这些红卫兵大多是成都一带的，不久就和他们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就连在中铺、上铺躺着睡觉的，也不时爬下来，让他和小姚换着休息。

前两天刚刚在天安门广场，接受毛主席检阅的红卫兵们，仍然处在兴奋当中，不停地述说，毛主席向他们挥手时的激动心情，发誓要当毛主席的红小鬼。

孟祥问他们：“听说四川大学有个‘八二六战斗团’，为啥叫“八二六”？”

“毛主席接见他们的时间，是8月26日，所以就取名‘八二六’。”有一个红卫兵回答。

“那重庆大学的‘八一五’呢？8月15日毛主席还没有开始接见呀。”孟祥不解地问。

“我晓得。那是重庆大学和重庆师专的同学们，对派驻学校工作组造反的日子。取名‘八一五战斗团’，就是为了纪念这一天。”一位重大的红卫兵回答。

在一起同行的三十来个小时里，他和小姚知道了许多四川文化大革命的故事。

知道了“重大八一五”、“西师八三一”、“红卫兵成都部队”及其下属的“川大八二六”，以及“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红卫东”等革命造反组织，听到不少有关它们的趣闻。

车到成都，他看见前来接站的陈启明，也就是小姚的男朋友。不过，自从他支援三线进入大山以后，再也无縁和他们相见。

他不敢在成都停留，径直去青羊宫，赶车回到家中。

二弟在邻县上班未回，空荡荡的家中，只有父亲和年仅十来岁的三弟。父亲看上去又苍老了许多，望着匆匆赶回的孟祥，说道：“你妈妈已经死好几天了，怕你在路上出事，才在电报上说她病危。她得的是肝癌，医院说是医不好了；看她的样子实在太痛苦，走了也好。”

想到去年回家时，母亲的身体尚可，这样快就离开了人世，他的心中不由得阵阵作痛。

“我给她做了口棺材，就葬在我们家的自留地里面。”父亲唠唠叨叨地，边说边带他去自留地。

自留地离家不远，不一会儿就走到了，一座孤零零的新坟显得特别刺眼。

三弟点燃带来的一对蜡烛和一束香，他不由自主地跪了下来，把头伏在地面，任由眼泪滴落土中。母亲活生生的音容笑貌，宛如就在眼前。

母亲自幼孤苦，一生的最大愿望，就是希望能过上不愁温饱的日子，但是直到故去，就连这一点小小愿望也没有得到。作为她的长子，不能让她生活得更好一些，他深深感到自责和内疚。

因为母亲是患肝癌离去的，他怕家人不懂卫生常识受到传染，便把需要注意的事项，尽自己所知告诉他们。

又想到母亲走后家中没有女人操持，二弟已经二十三岁，已经到了该结婚的年龄，便嘱咐父亲，如果有合适的姑娘，就让二弟早些结婚，不要管他。

三弟正是读书的年纪，叮嘱父亲一旦学校复课，一定要送他去上学。

他虽然把自己想到的都作了交待，但还是不放心；看着日益苍老的父亲，年幼的三弟，以及智商有些障碍的二弟，心中顿时萌生调回四川的念头。

他留下路费，把身上的钱全部交给父亲后，便动身返回工厂。

他在成都等车的时候，前往人民南路准备买些东西，却看到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宣传战。

宽阔的人民南路广场上，人群熙熙攘攘，人声、汽车声、宣传车的喇叭声响成一片。

群众组织装有高音喇叭的宣传车，都在声嘶力竭地宣传自己的主张，攻击对方是走资派御用的保守组织。

宣传车上的人们，用力挥舞着手中的红旗，努力让大家看清红旗上醒目的大字，知道他们组织的名称，支持他们的革命行动。

围观的群众纷纷议论，但更多的，是在听、是在心里揣摩，或是在看热闹。

这一幕场景给孟祥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原来持有不同观点的两派，是可以辩论的，并非总是由一家说了算。

在返回工厂的列车上，自然又要经受一次，因为超载带来的旅途劳累。不过，因为成都是起点站，在车上可以保有一个座位，只是过道上、货架上，能站人的地方全都有人，连上厕所都极其困难。

在经过诸如宝鸡、西安、郑州这些大站的时候，还得在到站之前关好窗户，不留下任何缝隙，不然就会成为，盼望上车的人们的突破口，被他们强行打开窗户，源源不断地爬进来，不知道已经等了多久的旅客和红卫兵。

回到工厂以后，被旅途劳顿折磨得疲惫不堪的孟祥，倒在床上睡了一天一夜，才完全恢复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