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沈家煊，生于194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所长、中国语言学会会长、国际汉语学会会长。本文首次发表于2000年12月1日《中华英才》，作者：祁胜利。题图为沈委员给本文作者的信函笔迹】

沈家煊：咬文嚼字 释语析言

文·祁胜利

如果不是要去采访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我也许不会看其所长沈家煊的《不对称和标记论》，而如果不是仔细读过这本书，我也就不会如此惊讶：人人天天都要用的语言，看似平常的语言学，竟然那样的内涵丰富，那样的深邃奥妙，那样的学无止境。

朴素、谦逊、认真，是沈家煊给我的第一印象。当我拿出名片想与他交换时，他把衣兜摸了个遍、又在办公桌抽屉里到处翻也没找见自己的名片。他抱歉地说：“昨天写得太晚了，明知道今天采访，可我还是没准备全！”说着，他整齐地撕好一张小纸片，像是补偿自己的“过失”似的，坐到桌旁，戴上眼镜，把自己的联系方法工工整整地写在上面，然后递给我。我看着他专注地做着这一切，渐渐地把这位中国社科院语言所所长与那本书的作者叠印在一起。

结缘语言学，探幽无穷期

父亲为他取名“煊”，意在使他声名煊赫，没想到他咬文嚼字埋头一生

也许，沈家煊的名字与走上咬文嚼字之路不无关系。当年父亲为给文弱的他取个好名字，请来了算命先生。那先生相来相去，认定他“五行缺火”，于是他父亲便给他起了一个带“火”字的名字“煊”，这除了补无形之缺而外，还涵盖其“声名煊赫”之义。

其实，沈家煊并非没有“煊赫”的机会。1968年他从北京广播学院外语系毕业来到北京电信局工作，在电报大楼一干就是10年，英语出色的他主要负责国际电报和通讯，参与了我国第一个国际卫星地面站的建设，开通了第一批国际卫星线路。那时他经常出国考察，又被安排到令人称羡的通讯组织处，这在当时已是相当理想且前途无量的工作了。然而沈家煊却觉得自己只是英语好，在技术方面不是专长，特想坐下来从事自己喜爱的研究工作。

一个偶然的机会，沈家煊看到一本著名语言学家朱德熙的语法专著，读过之后，不少以前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迎刃而解，本来就对语言学兴趣浓厚的他从此着了迷。1979年，他通过刻苦努力，考取社科院研究生院语言系的研究生，走上了“咬文嚼字”之路。

在社科院研究生院，他不但得到吕叔湘、吴宗济等老一辈语言学家面命耳提般的教诲，还受到导师赵世开、同学江蓝生等刻苦钻研精神的熏陶。

提起语言学家吕叔湘，沈家煊流露出十分感激的情怀。沈家煊考研时，曾经一心想报考著名语言学权威吕叔湘的研究生，但是第一年他所在工作单位不放，第二年又没有指标，使他终究没能当成吕叔湘的入室弟子。不过吕叔湘对他的影响可谓最深。

80年代初，吕叔湘的研究侧重在英语和汉语的对比研究上，这同时也是沈家煊的兴趣所在。沈家煊经常就“英汉比较语法”方面的问题求教于吕叔湘，吕叔湘也渐渐地喜欢上这位英语极棒的小伙子。“文革”结束后，吕叔湘希望了解国外汉语的研究状况，就指派沈家煊搜集有关书目并撰写综述，沈家煊完成得很不错，得到了吕叔湘的肯定。沈家煊的第一篇“英汉比较”论文，从指导思路到推荐发表，吕叔湘都给予他很大的帮助。

后来沈家煊到荷兰进修，沈家煊回国后做报告，年事已高的吕叔湘还亲临现场听取。当著名的功能语言学专家韩礼德的新作《功能语法导论》出版后，吕先生又要求沈家煊尽快写出介绍文章。

如今，吕叔湘已经仙逝，沈家煊深情地说：“在语法研究上，吕老对我的影响特别大，我从与他老人家的交往中汲取了很多的营养，这是我多年从事语言研究的主要原因之一。”

每天与语言文字打交道的确累神费脑，更不肖说比起同在长安街上工作的昔日同事，待遇等方面可谓相去甚远。沈家煊却平静地说：“如今电信业发展很快，可我不后悔当年的选择，有充分的时间和便利的条件从事自己感兴趣的工作，是我莫大的幸福。语言学作为一门古老科学，数千年来的探索未有穷尽，对它的研究既有挑战性，又有诱惑力，有许多语言现象值得关注，一旦探得其中奥妙就非常有意思。”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籽

竖起耳朵细听、怀揣书籍多看、手拿钢笔勤记，是沈家煊每天的必修课。

语言研究既复杂又枯燥，说得夸张一些，就是几乎古今中外的人说的每句话都可以是研究的对象，而从中探究规律比茧中抽丝还要难。竖起耳朵细听、怀揣书籍多看、手拿钢笔勤记，是沈家煊每天的必修课。为了了解国外语言学的研究，也为了掌握更多读语言现象，除了英语，他还自学了法语和日语，如今已经能够阅读法语和日语的专业文章了。1984年他起先后到语言学比较发达的荷兰和美国进修，更是如饥似渴，为他日后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从大的方面研究人类语言的普遍规律，既是一般语言学的核心，也是沈家煊一贯的主张。他说：“人类语言有共同性，中国是语言资料丰富的大国，理应在一般语言学方面做出贡献。”为此，他十分注重汉语界和外语界的沟通，重视汉语和世界其他语言的比较研究。

对语言现象作出恰当的描写或解释是研究语言者追求的两大目标。语言现象的描写无止境，解释语言现象是语言研究的“最终目的”。

沈家煊主张在研究中把描写和解释结合起来，交替进行，相互促进，使语言科学在不断的描写和解释中发展。近年来，他致力于解释和寻找共性。他分析道：“西方人的思维注重分析，语言注重形式；东方人的思维注重综合，语言注重意合。汉语的语法研究从百年前马建忠的《马氏文通》起，基本上是借鉴西方分析的方法，对注重意合的汉语不见得完全合适。但是汉语究竟怎么个意合法，我们自己并没有说出多少道道来。现在西方的有识之士对语言结构‘意合’的研究已取得不少成果，颇值得我们反思。西方语言学家考察的语言也不是局限于自己的语言，在广泛语言调查的基础上发现语言深层次上的共性也要求我们对个别语言的特点重新加以审视。”

从1994年开始的国家社科基金课题“语言不对称现象的研究”无疑是他研究的突破口。过去人们对语音中的不对称的研究较深入，而对语法和词汇中的不对称现象缺乏系统和深入的研究。沈家煊将“标记论”运用于语法研究，对汉语语法中的种种不对称现象作出统一的阐释，取得了令人关注的研究成果。

面对语言中普遍的不对称现象，沈家煊把归纳和演绎结合起来，在确定一种通过归纳得出的不对称理论后，凭借这样的理论来预测不对称现象后面隐藏的模式，并用语言事实来检验，从中发现了很多规律性的东西。比如：“语法是语用法约定俗成的结果”、“句子的意义应该区分即衍推义，隐涵义，预设义三种”、“在已知的语言中，还没有一种语言肯定与否定对立的消失适用于积极意义的词语而不适用于消极意义的词语”、“单数名词加标志、复数不加标志的语言不存在”等等。

除此之外，沈家煊还在“现代汉语语法的功能、语用、认知研究”、“认知语法的理论与实践”等重点课题中取得了很多研究成果。他在“认知语法”方面的研究成果得到同行的普遍承认。

鼎力办实事，奋进继前贤

语言研究者要实实在在，不能当“只耍嘴皮子”的“天桥把式”

关于语言规范问题，面对当前社会上以“酷毙、帅呆”等流行语以及一些还有不甚规范的诸多网络语言，沈家煊既表示了大度又不免担心。他说：“我们提倡规范，但对不规范的词语也不必一律大惊小怪，因为突破规范也是语言发展的外观体现。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一类属语言的活用，象‘关系很铁’的‘铁’字，生动地形容了关系牢靠，形容程度的词（蛮、挺、贼、倍儿等）尤其更替频繁，这在历史上是常见现象；另一类词属明显生造，不合规范，必然会被淘汰，比如以前有一句广告词叫“蚊子死光光”，现在看不到了。总之，表达准确与省时、省力、讲求效率是一对矛盾，规范与创新也是一对矛盾，新词会有一个自然淘汰的过程。”

沈家煊担心的是，现在不规范的情形比较严重，已影响正常交流，因此语言研究者不能当耍嘴皮子、光说不练的“天桥把式”，不仅自己要说规范话，还要多宣传，多出成果，做些扎扎实实的工作。为此，他鼎力支持社科院语言所开办的语言学沙龙，细心准备要主讲的每一个专题；他是不少大学中文系和外语系的客座教授，邀请他出席研究生论文答辩的更是数不胜数。他很乐于走到思维活跃的青年教师、学生中间教学相长。

1999年初，沈家煊被任命为语言所的所长，可在刚上任的前后，他还在做着思想斗争——当所长就躲不开应酬和事务性的工作，对于不善交际的自己来说合适吗？

刚上任的李铁映院长来语言所专门听取“今后10年规划和重大设想”的汇报，令沈家煊惊异的是，百忙之中的院长对信息时代语言研究的重要性有如此透彻的了解。那一晚沈家煊没睡好觉，他想到前任所长江蓝生不但领导工作做得好，而且并没耽误研究工作。自己可以利用当所长的机会，既能推进我国的语言学研究，促使学科设置，研究方向与国际学术规范接轨，还能为汉语界与外语界的交流多尽一些力，其作用会大大超过自己一个人苦干的效果。从此，他肩上的担子虽然重了，可劲头却更足了。

著名的《现代汉语词典》是中国社科院语言所产生重大社会效益的科研精品和拳头产品，沈家煊特别重视词典的修订工作。在他的领导下，专门成立了编审委员会，吸收社会各界的专家参加，定期开会，反复讨论其收字、收词、注音、释义和体例等方面的问题。他说：“曾获‘国家图书奖’的《现代汉语词典》是语文学习、教学的重要工具书，为推广普通话、促进汉语规范化作出了巨大贡献，倾注了丁声树等老一辈语言学家的心血。他们为了追求事业，不计报酬，我们惟有把工作做好才不愧对前辈！”

社科院重大课题“现代汉语语料库”是一项基础建设，现在紧锣密鼓地进行，沈家煊是该项目的总负责人：“语料就是日常生活场景下人们的会话记录，作为研究的素材，语料是越自然越好。把各行各业、各场合有代表性的口语会话用精密的机器录制下来，进而转写成汉字或拼音，再详细标注参与人及其年龄、性别、教育层次、情景，以及说话的韵律特征。其目的在于揭示语言是如何被使用的，这项基础工作既有重大理论价值，对中文信息处理、词典编纂、语言教学等也有很大的应用前景。”对于这项纷繁复杂又极为重要的工作，沈家煊多次向研究人员强调：“要像考古那样，不能忽略一点细微的东西。”

撕破“两张皮”，瞄准高科技

加强汉语界与外语界的结合，改变汉语、外语“两张皮”状况

语言所是中国社科院最早的研究所之一。半个世纪以来，语言所围绕国家的语言政策，推广普通话，进行文字改革、汉语规范化和汉语拼音制定，可以说研究所的工作与人民语言生活紧密相关。

随着市场经济的到来，语言所原来的某些优势项目已经难以为继，而信息时代的到来又向语言研究提出了新的挑战。站在新世纪船头，他作为语言所的舵手，将把这艘有着优良传统的航船驶向一个怎样的目标呢？

1999年8月，他主持召开了所学术委员会会议，讨论语言所10年发展规划论证报告。经过多次的研讨，语言所上下达成共识：汉语的历史研究仍将是研究所的一项重要任务，这方面任重而道远；研究中要加强理论意识，放开眼界，将汉语置于世界语言的变异范围内来加以考察，才能与国外对话，促进语言学的发展；要加强汉语界与外语界的结合，根本改变汉语和外语“两张皮”的状况。

为此，他们把目标定位在“基础”和“结合”上。

“基础”就是注重基础研究，包括基本语言素材的发掘、收集和描写，基本理论和方法论的探索。目前我国还缺乏一部详尽的汉语史和一部能与英国《牛津大辞典》相比的《汉语历史大辞典》，这与中国的悠久历史和大国地位极不相称，所以在今后10年就要创造条件，充分准备，为完成这两项重大的文化建设而努力奋斗。

此外，《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分卷本）41种已于1999年完成。在经济、人口流动日趋活跃的今天，这项工作愈发显得重要。沈家煊说：“推广普通话与研究方言并不矛盾，研究方言有助于给普通话正音、释义。提倡讲普通话是为了便于交流。方言不能也不该被取代。普通话也需要不断从方言中吸收养分，使语言丰富起来。”

“结合”的范围很广，沈家煊扳着指头列举着：“所谓结合是语言学科与相邻学科研究的结合，基础理论与应用研究的结合，事实描写与理论解释研究的结合，共时和历史研究的结合，汉语和少数民族语言研究的结合，汉语标准语和汉语方言研究的结合，语音、词汇、句法、语义、语用研究的结合，书面语和口语研究的结合。”

沈家煊同样关心另一层面上的结合，那就是研究与价值实现的结合。早在1981年6月，著名语言学家赵元任访问语言所，并在语音室进行国际音标的录音活动时，就隐约感觉到，语音的研究可以跟语音合成和语音识别这样的言语工程结合起来。语音处理技术，通俗地讲就是“如何让机器听懂人说话和跟人说话”。最近，语言所的语言实验室已经开始与中国科技大学讯飞公司联合组建实验室，摩托罗拉公司也找上门来合作，想利用他们语音和方言研究的成果，使语音工程有一个新的突破。通过语音成果产业化，既赢得经济效益，又服务于社会的日子已经不远了。沈家煊强调说：“在科技日益发展的今天，人机对话、智能机器人等开发关键还不在计算机软件硬件的水平不够，而在于语言本身的规律并没有被透彻了解。”

采访结束时，正值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三届优秀科研成果评奖揭晓，沈家煊的论文《“有界”与“无界”》获一等奖，是全院6个一等奖中唯一一个靠论文取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