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和邓颖超的爱情可以说是每个人理想中的爱情，两人志趣相投、心心相印，一起走过了52年的岁月，真是令人感动和羡慕。

但很少人知道，周恩来在邓颖超之前，还有一位红颜知己，他就是张若茗，她也是一名非常出色的新时代女性，两人也一起经历了很多风风雨雨，还一起去了法国勤工俭学，周围的人也十分看好他们，可为什么他们最终没有走到一起呢？

1902年，张若茗生于河北清苑县的一户富裕大家庭，祖父是当地首富，父亲张绍文也曾为官。书香门第的出身培养了张若名聪颖好学的天性，但童年时代因父亲娶了二房妻子致使母亲张伯英遭受歧视和虐待，刺痛了她幼小的心灵，对其性格形成有着重要影响。

青年张若茗

1916年，张若茗考入天津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并和邓颖超成为了同班同学。当时的政局动荡，进步学生们都很关心政治，张若茗当然也在其中，由于童年经历的影响，她比其他同学更加激进和大胆，经常参加天津的各种学生团体，也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她认识了周恩来。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学生的爱国运动很快发展到了天津。张若茗也积极投入到学生运动中，5月25日，她与郭隆真、刘清扬、邓颖超等一道组建了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并担任了评议部部长。6月18日，天津所有的学生团体又组成了天津各界联合会，张若茗任庶务科干事。

同年的6月下旬、8月下旬和10月上旬，张若名三次作为天津进京请愿代表，到北京向北洋政府进行请愿斗争，她们和周恩来领导的南开中学的学生团体也有很多的合作，有力地支援了北京的学生运动。

周恩来和张若茗

在前期的斗争中，周恩来和张若茗都意识到只有建立一个更加强有力的组织，才能够更好地领导以后的革命斗争。

于是他们召集了一些志同道合的同学商量此事。郭隆真提出，以南开学校、高等工业学校等男校为主的“天津学生联合会”和以第女子师范学校为主的“女界爱国同志会”应当紧密合作。张若茗也提出了两个团体要合并起来。

最后经过讨论，周恩来进一步主张：学习北京的经验，从两个团体中选出一些骨干分子，组成一个比学联更严密的团体，从事科学和新思潮的研究，并出版一种刊物，成为引导社会的先锋。他的提议得到了大家的赞同。

于是在1919年9月16日，天津学生联合会和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的20名男女进步青年组成了革命团体——觉悟社。

觉悟社旧址

觉悟社包括周恩来等10名男会员、张若茗、邓颖超等10名女会员，周恩来被推举为会议的主持人。会议决定周恩来负责起草觉悟社宣言、主编不定期出版的小册子——《觉悟》。

为了斗争的需要，觉悟社社员姓名对外不公开，而用随机抽取号码的办法，以号取名，用以作为通信的代号或发表文章的笔名。周恩来抽到了5号，于是以“伍豪”为代名，这成为了他以后最常用的化名；邓颖超抽到了1号，便以“逸豪”为代名；张若茗抽到了36号，于是化名“衫陆”。

觉悟社成立以后，很快得到了李大钊的关心和支持，他鼓励大家多关注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在他的引导下，觉悟社团结进步青年，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前的重要革命组织之一。

张若茗与郭隆真合影

1920年初，为了抵制日货，周恩来和张若茗带领学生掀起了大规模的抗议活动，却被反动军警逮捕，身陷囹圄达半年之久。在监狱里，他们相互鼓励，两颗心走得更近了。

周恩来等人被释放以后，为了探寻救国的道路，他决定去法国勤工俭学。1920年11月，周恩来和张若茗等人结伴，从上海出发，赴法国留学。

当时邓颖超才16岁，由于年纪太小，没有能够一起去法国，为了表达自己的情意，她专门织了一件毛衣送给周恩来，并在内侧的领子上绣了一行娟秀的小字——“给你温暖，小超”。

来到法国以后，周恩来的思想变化得非常快，他在1921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坚定了共产主义的信仰。1922年他又和赵世炎等组织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翌年改名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并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书记。

在周恩来的影响下，张若茗也于1922年参加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因为张若名能讲一口流利法语，又是女子，便于隐蔽身份，在中国少年共产党中，她担负与法国共产党保持秘密联系的任务。

当时周围的人认为他俩郎才女貌、志趣相投，都很看好他们的恋情。面对张若茗的热情，一直坚持自己是铁杆“独身主义”的周恩来也在给家里人写家书时松了口，说自己“虽主无家庭之说，但非薄爱情者，爱情与家庭不能并论。”可以想见，这样的变化源自张若茗在他心中播下的爱情的种子。

电视剧《我们的法兰西岁月》张若茗剧照

但后来周恩来在受命与王京歧一道筹组国民党旅欧支部并担任执行总务部主任和代理执行部长后，不再担任旅欧共青团的书记，情况便出现了变化。

1924年1月21日，列宁逝世，法国共产党里昂支部决定举行追悼会，张若茗到会并发了言。不料她被法国秘密警察盯上了，还险些被驱逐出境。从此以后，一直有法国秘密警察在她周围跟踪，并不止一次地对她调查讯问。

而且这个时候的旅欧共青团书记任卓宣作风专横粗暴，经常把一些女同志骂得痛哭流涕，这使得张若茗对他非常不满。

身份的暴露，加上任卓宣恶劣的人格，使得张若茗的思想产生了强烈的波动，最后经过多日的痛苦抉择，她选择了脱离政治活动，退出共青团，留在法国专心读书，研究学问。

周恩来知道以后，对此也深表遗憾，毕竟人各有志，他也不能勉强。但是他知道自己要寻找的伴侣必须要与自己有着相同的革命追求，显然此时的张若茗已经不可能了。

而这段时间邓颖超不断地和周恩来通信，两人相互交流着自己的革命思想，两颗心越来越近。1923年，邓颖超突然收到周恩来从法国寄来的一张明信片，这张印有因共产主义事业而牺牲的德国共产党创始人李卜克内西的明信片上，周恩来写道：“希望我们两个人将来，也像他们两个人一样，一同上断头台。”

这封短短的情书，虽只有寥寥几字，却承载了生命的全部重量。

邓颖超看到以后，知道了周恩来的心意，非常感动，于是给他回信：“我们思想相通，心心相印，愿相依相伴，共同为共产主义理想奋斗终身！”

1925年8月8日，周恩来正式与邓颖超在广州结婚。

周恩来和邓颖超

张若茗在退党后，便全心投入学习，1924年10月，她在法国参议员于格儒遗孀碧细女士的资助下，进入里昂大学学习，在1928年2月获得文科硕士学位，接着继续在该校攻读法国文学博士学位，并于1930年获得博士学位。

1930年春，周恩来去莫斯科开会，特意取道法国里昂，与张若茗见了一面，两人交谈别后经历，周恩来嘱咐她虽然退党，但仍应做到“用生命保守党的秘密”，张若茗则保证“严守革命机密终生”。

后来张若茗与同在法国的里昂大学读博士的杨堃相恋，两人于1930年5月31日结婚。

张若茗与杨堃结婚照

1931年元旦刚过，张若和杨堃戴着“中国第一对博士夫妻”的光环回到北平。张若名被聘为北平中法大学文学院教授，讲授“法文”、“法国文学”等课程，并著文《关于安德烈·纪德》（载《法国水星》杂志），杨堃回到原保送他留学的河北农业大学任教。

八年抗战期间，日军占领华北，中法大学停办，张若茗不愿为日寇做事，便选择在家赋闲，过了一段时间后，她又参加了《法文研究》月刊的编辑工作。

抗战胜利后，张若茗与杨堃于1948年4月接受云南大学熊庆来校长邀请，到云南大学执教，并担任了中文系教授。昆明被解放后，张若茗又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开始又重新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与许多留过洋的知识分子相比，张若茗毕竟在青年时代信仰过马克思主义，所以很快就适应了新社会。

张若茗与杨堃

1955年4月8日，周恩来和陈毅赴印尼参加亚非会议途经昆明，他便利用这一机会和陈毅一道到云南大学，会见了张若茗教授和杨堃，并一起共进午餐。据当年随同周恩来的卫士长成元功回忆，总理一见到张若茗就非常感慨地说：“多年不见了。”然后又说：“我代表小超问若茗姐好。”总理还问她，想不想回北京工作，他们还聊到了青年时期一起闹学潮、坐监牢和在欧洲的一些事，这次会面一共持续了5个小时。总理回到天津以后，邓颖超还怪他没有与张若茗合影，没能让自己看到她现在的样子。

可谁知道，这次见面，竟然就是永别！

在20世纪50年代，张若茗为了表示对党的忠诚，把哪怕一闪而过的“私心杂念”也向党交心。但在1955年后，在一系列的政治运动中，这些“私心杂念”竟导致她被打成右派，而且她在22岁时退出少年共产党的举动也被再次翻出来，还被指责为叛徒。

在不断的批判下，张若茗承担了太大的心理压力，在1958年6月18日，她终于不堪重负，从盘龙江铁路桥上纵身跳入江中，生活永远定格在了56岁……

晚年张若茗

1980年，张若茗的大儿子杨在道给邓颖超写信，要求为母亲平反，在邓颖超的亲自关怀下，云南大学党委为张若名作出政治结论：“张若名同志一生为革命，为人民作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为其彻底平反，恢复名誉；中国民主同盟亦随之又恢复了她的盟籍。这也算告慰了她在在天之灵。

周恩来的侄女周秉德在《我的伯父周恩来》一书中写到周恩来曾对她说：“秉德，你知道吗？我在和你七妈（邓颖超）结婚之前，在巴黎曾经有过一个女朋友，长得还算不错。”算是正式承认了这段恋情。

张若茗的虽然最终没有和周恩来在一起，但她的一生已经足够传奇，我想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尊敬和敬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