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大儒朱熹却主张不可偏废象数，不像同代程颐那样，一口咬定说，《周易》是一本纯粹谈“理”的书，卦、爻辞中明确表达了“理”。

他对王弼的高论感到困惑，“圣人要说理，何不就理上剖判说？何故恁地回互假托，教人不可晓？

又何不别作一书，何故要假卜筮来说？又何故说许多吉凶悔吝？”（《朱子语类·卷六十六》）

朱熹的观点是很明确的，偏重于理，但不丢弃象数，认为《周易》有两套语言，筮法语言和哲学语言。

其所提出的范畴、命题亦是如此。

其实道理并不复杂，象数有形可见，是为形而下；义理隐含在象数之中，是为形而上。

但是形而上的义理，必须借助形而下的象数才能表现出来。

犹如战场上，子弹击毙敌人，必须借助武器，所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这就是内容和形式的关系。

但关于《易经》的第一个争端，偏偏就发生在各持一端之言上，进而分出象数派和义理派来，以后又各自发展，史称两派六宗。

有一个例子，似乎能说明这一点，我们都吃过洋葱，洋葱一层皮接一层皮紧紧裹着，你说哪些是它的内容？哪些又是它的形式？

在家庭主妇的刀下，形式和内容也没有分开，甚至一锅煮了。

的确，形式和内容有时根本就是一回事！

我们注意观察电视节目，如儿童类，你能不重视形式吗？

从大的方面看，《易经》的理，仅仅两种而已：

其一为本体之理。作为大道之源的《周易》之理，必然是象、数、理统一的理，是它本身具有的整体和局部相统一的理，而决不是外在楔入之理。

其二为载体之理。指各家借《易经》为载体，来解《易》、注《易》，阐述自己的一套学说，所谓“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

这数千年，易学已成一条兼收并蓄的汪洋大河，每个时期都有人泛舟放歌，乐此不倦。这种是“流”而非“源”的理，便是载体之理。

起初包牺氏示象，继而文王演辞，最后孔子说理。.

《易经》锤炼磨砺数千年，于是象、数、理融会贯通，一体三元，不可偏颇。

汉魏王弼率先扫象，提出：

意以象尽，象以言著。故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

犹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也。

然则言者，象之蹄也；象者，意之筌也。

是故，存言者，非得象者也；存象者，非得意者也。《周易略例•明象》

他认为“意”才是最终目标，象与言只是所凭借的过程。

象必须随用随忘，随取随遣，常保无执无累的心，抛除“言”、“象”的粘滞与牵绊，才能达到意的领悟，这便是所谓的“忘”。

从大的方面看，《易经》的理，仅仅两种而已：

其一为本体之理。作为大道之源的《周易》之理，必然是象、数、理统一的理，是它本身具有的整体和局部相统一的理，而决不是外在楔入之理。

其二为载体之理。指各家借《易经》为载体，来解《易》、注《易》，阐述自己的一套学说，所谓“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