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遗“进行时”对话“完成时”：畅想文明“将来时”

中新网杭州6月13日电(张煜欢)在时代变迁下，古老文明如何在新时代焕发出新活力？文化遗产又当如何实现可持续传承？6月13日，在中国第20个“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即将到来之际，“联动与共享——世界文化遗产创新发展对话”活动在杭州举行。活动上，四位深耕世界文化遗产申遗与保护一线的专家围桌探讨，如何让申遗“进行时”的项目汲取“完成时”的经验，进而更好地迈向文明的“将来时”。

图为圆桌对话现场。主办方供图　　“完成时”的箴言：西湖申遗的三重密码

杭州市园林文物局原副局长、浙江省文物保护利用协会副会长卓军，亲历了西湖文化景观、中国大运河(杭州段)、良渚古城遗址三大遗产的申遗全程。面对正在申遗路上的同行者，他毫无保留地分享了从西湖申遗中淬炼出的“三重密码”。

“首先，人不在多，贵在精干。”卓军强调，西湖申遗的核心团队不过三五人，却高效运转。其次必须“找对路子”，这包括“外交”与“内功”并重。对外要善用平台争取关注与专家支持；对内则需苦练内功，精准定位遗产价值。其举例道，西湖从最初模糊的“自然文化双遗产”目标，最终聚焦为“文化遗产”中的“文化景观”，定位“东方文化名湖”，正是找准方向的范例。

“写好本子”是第三重关键。卓军指出，申遗文本必须精准对标世界文化遗产的“突出普遍价值”和六条评估标准，提炼最具代表性的核心要素。西湖最终从数百处文化史迹中仅精选14处，以少胜多，构建起相互支撑的遗产价值体系。而实物证据的支撑更不可或缺，譬如钱塘门遗址的考古发现，为印证西湖“城湖关系”的真实性提供了铁证。

6月6日，浙江杭州西湖，晚霞映红天空，美不胜收。　中新社记者 王刚 摄　　“进行时”的探索：三大项目的价值重构

在申遗征途上跋涉的专家们，则在挖掘和阐释各自遗产独特价值的道路上不断求索。

南京大学文化与自然遗产研究所所长贺云翱肩负着“中国明清城墙”联合申遗文本起草的重任。他带着一本厚厚的《中国古城墙遗址》文本第一稿来到现场，面对“城墙为何能申遗”的质疑，贺云翱坦言，自己带领团队历时五年，调研全国50处古城墙，从中华文明特质中找到了答案：城墙是中华礼制文明与古代国家治理体系的物化象征，贯穿6000余年文明史。

在贺云翱看来，现存16座明清城墙构成的完整序列，展现了从都城到县城的金字塔结构，以及北方遵循儒家思想的规整布局和南方崇尚道家理念的自由形态的对比，成为东方文明的独特见证。

浙江省古建筑设计研究院院长、浙江省文物保护利用协会副会长卢远征则聚焦于“钱塘江海塘·潮文化景观”。这项工程始于唐代，清代成为国家工程，凝聚了中国人“向海而生”的智慧。其价值不仅在于浩大的工程本身，更在于它是自然力(涌潮)与人类智慧(海塘)共同塑造的文化景观。

从土塘、柴塘到鱼鳞石塘的技术演变，尤其钱塘江口特有的“梅花桩”地基处理法，无不体现古人对抗自然伟力的精巧构思。海塘也深刻影响了杭州等城市的格局与发展，是理解人地关系的绝妙切口。

“上山文化遗址群”发现者、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资深研究员蒋乐平尽管没有直接参与申遗过程，却以考古者的身份揭示了万年前稻作文明起源的密码。据其介绍，上山文化提供了目前东亚地区稻作农业起源最完整的证据链，包括栽培、收割、加工到食用的全过程实证。

“更独特的是，它展现了农业定居的上山模式——定居与农业几乎同步发生，区别于世界其他地区先定居后农业或先农业后定居的模式。”蒋乐平进而表示，早期环壕聚落的出现，以及木构建筑的遗迹，共同描绘出中华文明早期形态的独特图景，亦成为“中华文明的万年奠基”。

图为位于浙江省金华市浦江县的上山考古遗址公园外景。　董易鑫 摄　　冷思考：遗产保护拒绝功利与短视

当文化遗产成为炙手可热的文化名片，四位专家不约而同发出了警醒之声。

“我最反感‘保护是为了利用’的说法。”卓军说道，“任何利用都必须在保护的前提下进行，目的是为了更好地保护和传承文化。”

贺云翱亦呼吁摒弃短视思维，以“长期主义”精神对待遗产。“世界遗产理念蕴含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方向。在数字化时代，文化遗产将为人类未来发展提供不可替代的价值，这需要深刻理解万年文明的发展规律。”

卢远征也表示反对申遗中的功利心态。“申遗是目标，但路上的风景更珍贵。保护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才是根本目的。成功者终究是少数，以平常心做好保护才是正途。”

蒋乐平则从考古学家的本真出发，强调对遗产价值的深刻理解是保护利用的基石。

在这场跨越申遗全周期的对话中，“保护”始终是最高频的词汇。无论是“利用服从于保护”的呼吁，还是“长期主义”“平常心”“价值认知”等关键词，都指向同一个核心——申遗绝非终点，而是以国际标准强化保护的新起点。而历史与未来的对话，正在文明的接力中回响不绝。(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