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路房房是南留村人对它的口头叫法，在我们那里，其实是河迪第十三队，秦镇人称呼其为南路房房，腾讯地图标记为庄庄。

很早很早以前，我小的时候，常去东路房房玩耍，去东路房房玩耍，主要是我大伯家在哪里，大伯家有四个男孩三个女孩，也就是我四个堂哥三个堂姐，都比我的哥哥姐姐们大。

那时候，东路房房，住家户很少，我记事的时候也就七八户，主要是李姓，也就是我大伯家及几个孩子，其他如石姓，滑姓，燕姓，赵姓，都是独户，我大伯家就占了大多数。

大哥李乐季那时是队长，好像当了好多年的队长，具体多少年我记不清了。

大哥乐季，二哥汉季，在那时候的人民公社，那时候的生产队时当队长，我大侄子成吉不忘初心，在大哥二哥走后成吉接任队长，可惜英年早逝，老大侄子不幸走后，老二成虎又是队长，队上人说老李家，队长家是世袭的呢。那时候家里穷，我大哥乐季从没有进过学堂，但帐算很清，十二三岁就和赵虎山（后任河迪大队书记，农业学大寨很有名气），担着担子从河迪步行至西安，去西安巷巷道道走街串巷卖生姜，农业社分队后又开始返运辣角，带领生产队人去户县辣椒批发市场买回辣椒，第二天又骑自行车，走街串巷去卖，一斤，二斤，三斤都是偷着做，那时候有投机倒把罪，运气好的车子骑到秦镇，卖给卖凉皮的一车一百多斤就卖了，早点回家，运气不好卖一天也是卖不完，得等到第二天再去卖。二哥汉季力大无穷，在沣河西片也是一条汉子，总爱做些打抱不平的仗义之举，人缘很好，我常听说，二哥倒卖过银元，被人骗了不敢回家，朋友很多常来家吃饭，尽量做好的，给来的人吃麦面，亲自手擀面，做的很地道，朋友们吃好喝好，高兴回家，人家走后自己吃粗粮，吃包谷面，有次去山里扛木头连人带车翻到沟里，吓坏了大伯大妈，二哥吉人自有天象没多大事，听我。那时候我们那一带经常有人从沣峪口，从紫阁峪口，从祥峪口砍柴掂檩掂木头，哥哥们说我二哥上山砍柴是把好手，力气大一般人拿一个木头，我二哥可以拿两个比他们走的快，我二哥在我叔伯弟兄们中个子最高，可能也就一米七八个样子，肚子大，那时候，农村人缺吃少穿，大肚子有福相，人送外号“肚子汉季”，只要提起“肚子”，大家都知道是说河迪十三队的李汉季，每到夏忙时节，生产队集体割麦子，中午时分大红太阳精光着身子，割麦割的最快，常常腰上挂个毛巾，穿个抖撸裤，背上晒的又红又黑，爱吃肉，爱喝酒我小时候记得很清，如果他喝大了，爱骂人，后来因胆管癌去世了，二哥去世的前几天，我还去看过他，那时，人已经很憔悴了。

我父亲病倒直至去世，我大伯家的几个堂哥，一直对我家有帮助，那些年，我们家孩子小，也是多亏了我大伯家的几个堂哥了。

河迪大队的赵虎山赵书记，在那些年，在全国人民农业学大寨那些年，那时全省闻名的，战天斗地，带领全村群众，硬生生的将沣河流经迪村段，改了道，“河迪大队赵虎山，敢叫沣河改了湾”，“河迪大队赵虎山，能把沣河改直拉端，河西好地面，改河后老河道变成了金沙滩”，赵虎山为村里多增加了百余亩地，当时是全省农业学大寨的榜样，好些外省的人，都来河迪参观，直到现在，河迪人民还在怀念赵虎山赵书记。

十三队现在的土地，一部分就是赵虎山书记当年带领全村群众奋斗得来的。

那些年，好像很长一段时间，我大堂哥乐季我二堂哥汉季，一直是队长，我大哥的几个儿子成吉成虎文虎也一直是队长，直到前几年我回家，说队长换了。

我小的时候，那时候我大伯，大妈还在，大妈身体不好，经常坐在炕上，我每每去的时候，大妈都会拿出一点零食给我吃，或者也让我跟她一起坐到炕上，我那时很小，就知道贪玩，炕是坐不住的，跟大妈说不上两句话，就又跑出去跟大哥的孩子们玩了。后来我上学后，大妈还时不时的叫她们队上我的一个石姓的女同学捎话让我去家里玩。

我大伯那时候经常出去卖糖精，大伯眼睛不好，完全看不见，但大伯人很精明，常年在外面，邻村大原卖糖精，那时候白糖很奇缺，农村人大多吃糖精，蒸馍用z（主要是发糕，我们那里叫粑粑馍），喝水用，醪糟汤用，几乎的甜品都要用，那时候的糖精是两毛钱一包，大妈和家里人提前包好，大伯跑出去在外面数着个个卖。

那时候的农村村容村貌几十年是不会有啥变化的，农村人老几代，村里道路是啥样子，谁家住在哪里，谁家门前，谁家门后，多少年是很少有变化的，大伯常出去，记的都是很熟了。谁家谁谁拿了糖精没给钱，第二次去的时候，人家会主动结清的，在哪个时候，农村人是不会欺骗一个瞎子（盲人）的

虽然有一次，大伯回家，大妈发现了一张假钱，那时候是没有假钱的，是一张和二角钱一样大小的纸片，大伯下次去，一定能从声音判断出是上次给假钱的人，并且当场拉住不让人家走，就这样可能是一两次，后来也就没有人再敢用假钱骗大伯了。

听老人讲，东路房房以前是没有人居住的，很早以前，河东的河迪村和河西的南留村一东一西随沣河两岸夹河而存，据记载：唐及以前长安、万年两县境内的村庄中就有对和迪村记载。《长安县志》有记载，在明洪武二年（1369）已有“和迪里”也就是我们那里经常称的“河里村”。《陕西省长安县地名志》记载，和迪村“是一个古老的村落。有金代所建道观碑石，明代万历四年（1576）该村在洨河南侧河道，人称河底村。村中戏楼碑记，明代已高雅演化为和迪村。明万历年草堂寺铁钟上记为和迪里（当时一百一十户设里，有官名有俗称）。但村名一直雅俗并用，至清光绪六年（1880）村内庙碑仍记为河底村”。

后来，常听父母哥哥们讲东路房房的事，说是民国十八年（1929年）陕西关中闹大旱，大旱之年对沣河两岸没有多大影响，但是紧接着的虎烈拉（瘟疫）着着实实受到了影响，河迪村子大，就有一部分家里在河西有点土地的村民就把躲避瘟疫当成头等大事，于是就在河西的田地里搭上几个临时稻草棚棚，临时大棚，慢慢的时间长了，改成小房房，几户人家开始比较分散，后来为了安全，就相对集中形成一个小村落，直至解放后，至合作社，至人民公社，才命名为河迪大队第十三生产队。

沣河西岸接纳了河迪十三队，那一带，在当时也算是风水宝地了。

好在那时我们那一带受沣河恩惠，雨露滋润，干旱没有多大影响，是受沣河恩施，瘟疫也是一晃而过，打个过场，但据记载：民国二十一年（即1932），关中和陕北大部分地区霍乱流行，此疫6月19日从潼关一居民开始，便由东向西迅速波及西安，继而很快蔓延到全陕的东府、西府、陕北、及陕南部分地区，日甚一日，迅速四扩，造成关中人民群众的大量死亡。

说是，我父亲那时候也就十八九岁，是村里很能行的年轻人，上过三年私塾，参加过什么积极组织，年轻的时候就就在五泉乡（后改为五楼乡，解放后改为五星乡，现在的五星街办）当秘书，娶南留村大户杨姓人家一闺女，为躲避瘟疫出门在外工作，也是东南西北的混世界，在家乡一带也算是十里八村的名人，受前民国王老虎，受西安前地下党张峰伯赏识，西安解放前随张峰伯（1949年解放后的西安副市长）进城，因个性原因不能接受约束解放前又回到村里，以至于后来我们几个孩子在南留村见人都叫舅。

七十年代后期，也是我离开家乡，去长安五中，去户县四中，去西安上学，去西安工作的几年时间里，东路房房也慢慢融进农村改革发展之中，村子由原来的七零八落慢慢规划向南发展，成为东西两排，到八十年代后期，九十年代中期，才形成现代的村容村貌。南北两排农村的两层楼房。

近几年，东路房房也是农村经济发展过程中，全队四十多户人家，积极发展多种经营，特色农产品，新型果业，时令蔬菜，并借机融入三星产业链，搞劳务输出，目前，一个新型现代新农村，会随着沣河两岸的开发，随着高新区托管，更加美丽，更加欣欣向荣。（作者；文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