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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回到1928年，就在简玉阶在内外交困之下苦苦支撑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时候，云南省华宁县的一个小村子里，一户褚姓农民迎来了他们的第三个孩子，因为之前的两个孩子都因疾病而夭折，为求这第三个儿子平安健康成长，取小名唤作“石柱”。

这个被唤作“石柱”的小男孩就是后来的褚时健。

褚时健

石柱的父亲因为之前接连失去两个孩子，便对这第三个儿子格外小心，直接在阴阳先生的建议下举家搬迁到了人烟稀少的铁路边安家，所幸石柱同学倒也伴随着铁路和火车的鸣笛声慢慢长大。

这条伴随着小石柱成长的铁路就是“滇越铁路”。19世纪后期法国被云南丰富的矿产资源吸引，1885年意图通过军事手段强行占据云南，谁曾想遇到清军老将冯子材被打得一败涂地，但清政府实在太不争气，不败而败签订《中法会订越南条约》，又在随后的1895年和1903年强迫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并着手勘探规划建设滇越铁路，只为方便将云南的丰富矿产外运。

滇越铁路从1901年开工，到1910年全线贯通，法国人辛辛苦苦干了十年终于通车就等着运矿了，暗戳戳的搓着手正高兴呢，哪成想紧接着1911年10月10日一声枪响，中国辛亥革命爆发。

法国人彻底蒙逼了，这新的中国政府好像没清政府好说话的样子，更让法国人懵逼的是，1914年一战爆发，法国人对云南的矿产彻底有心无力，只能靠着铁路运输的垄断赚点小钱钱来填自己被一战打得满身窟窿（简照南将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发展壮大主要就是在一战期间）。

慢慢长大的褚时健因为擅长游泳十里八村儿有名的捕鱼俊后生，在父亲去世后，为帮母亲养家和给自己攒学费，接过父亲的担子扛起了家里的烤酒生意，甚至通过自己的观察学习调整烤酒工艺和控制成本，将出酒率提高了15%，小小年纪就展露出了不凡的经济头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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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来到1949年，解放战争已经到了最后阶段，此时的褚时健已经在刚读高中一年后被迫回乡，并在2月份和两位堂兄加入游击队，开启了炮火纷飞的战场生活，数次死里逃生，云南解放后褚时健所在部队被整编，被分配到宜良县任征粮组组长，顺利搭上了新政权的班车，并在随后的时间里因为工作能力突出被屡次提拔。

到了1953年，褚时健已经做到了华宁县盘溪区区长和区委书记，随后又被选入云南省委党校学习，毕业后就进入玉溪地委，出任人事科长，年仅27岁就出任玉溪地委人事科科长，可谓前途不可限量。

可褚时健因为受不了官场政治斗争而辞职被调到了宣传部分管中小学教师的教育宣传工作，却在这个岗位上遇到了此后陪伴他人生风雨几十年的人生伴侣马静芬。两人于1955年成婚，褚时健也度过了一段难得的悠闲生活，但紧随而来的命运开始变得波涛汹涌。

新婚不久的褚时健调任玉溪地区行署人事科长，同时负责“深挖美蒋特务”专案组，当地颇有名望的医生罗载兴被举报是头号美蒋特务，原因是罗载兴曾跟着一个叫任福根的美国人当过牧师，而这个任福根是北京破获的一个美国特务组织的头目。

这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几乎可以直接认定罗载兴的特务身份，只要顺利结案就是大功一件，但褚时健却给自己的人生挖了一个大坑，经过整理案卷审理资料和亲自提审罗载兴，认为罗载兴只不过是和美国人任福根见过几面而被牵连，居然就把人给放了。

政治斗争是异常残酷的，太过正直和心慈手软的人很难在这种斗争中生存下来。

随后褚时健又被任命为玉溪专署反右工作组组长，因为反右运动的严重扩大化，褚时健的政治任务从一开始的3%被调到5%，在罗载兴事件中表现出正直一面的褚时健自然干不了为达成任务而整人的事情，结果没有达成目标。

更重要的是褚时健在当人事科长时因为不肯帮人办事而得罪了当时行政公署的专员，此时被人抓住口实落井下石，对“右派”心慈手软，说明自己就是“右派”，于是褚时健被打成“右派”，从一个前程无可限量的大好青年变成了劳改犯，1958年，他被遣送到元江县红光农场劳动改造。

劳动改造中的褚时健每个月拿着22.8元的工资，同时遭受被他划为右派的劳改人员刁难（没有完成任务量，但还是完成了一些的），甚至一度因为恶性疟疾查点背过气去，所幸被他当初释放的罗载兴救回一命，但好歹慢慢适应撑了过来。

到了1963年，褚时健迎来了被划为右派后的第一次转机，被任命为嘎洒糖厂副厂长。幼年时十里八乡有名儿的捕鱼俊后生和烤酒小能手，成年后第一次有机会展示自己的商业头脑。

青年时期因为父亲去世不得不接替父亲烤酒的褚时健就通过工艺调整将出酒率提高了15%，到了嘎洒糖厂，面对每年亏损七八万元的烂摊子，上任伊始就通过调整燃料工艺和榨汁工艺，将原材料能耗从5.4公斤降到了0.8公斤，出糖率从9%上升到10%，同时顶着压力借来5万元改建锅炉，扩大了生产规模，一年下来，嘎洒糖厂不但填补了原来的20万亏空，还盈利8万元。

除了制糖，褚时健还将产品范围扩大到了造纸和酿酒领域，三手一起抓，因为工作能力和成绩突出，1979年，褚时健接到一纸调令，人生步入新的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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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10月的一个傍晚，云南玉溪卷烟厂的职工发现厂门口开进来一辆卡车，车上下来一个50来岁的黑脸老头，跟着下车的还有提着大包小包锅碗瓢盆的家眷，因为当时厂里厂长一直出缺，上面也一直有消息要派一个新的厂长过来，但职工们看着这个一身老农形象的黑脸老头却怎么也和厂长的形象联系不起来，看一会儿就各顾各的忙去了。

这个一身老农形象的黑脸老头正是玉溪卷烟厂的第九任厂长，褚时健。

来玉溪之前，在嘎洒糖厂当厂长的褚时健正谋划着建厂房，厂房建了一半，玉溪地委书记胡良恕特地找他谈话，想让他离开糖厂去玉溪卷烟厂当厂长，因为玉溪卷烟厂彼时连年亏损，压根儿就是个烂摊子没什么前途，大多人都不愿意去，褚时健也因为不想被卷入到烟厂的派系斗争中去再沦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不愿意去。

那时候的各个国营工厂派系斗争都异常激烈，因为吃过政治斗争的大亏，褚时健不愿意重蹈覆辙。但褚时健心里也明白这种事情由不得他自己愿意不愿意，地委书记找他谈话只不过是给他个台阶，不想去也得去，但还是借机提要求“如果我在玉溪烟厂工作期间，有人向地委告我的状，希望地委能站在我这一边支持我的工作，一律驳回就行了。”

深知褚时健为人秉性的胡良恕哈哈一笑当即答应下来。就这样，从1958年被划为右派离开玉溪，到1979年被调回玉溪任玉溪卷烟厂厂长，整整过去了20年，这一年，52岁的褚时健来到了真正属于他的战场，新中国可能少了一个制糖大王，但未来的中国烟草大王却终于来到了他后来带领取得辉煌成就的玉溪卷烟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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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溪卷烟厂始建于1956年，前身是玉溪烟叶复烤厂。1953年，当时的国家烟草主管部门在河南召开了全国烟草行业第一次工作会，会议上邀请了国内外著名的烟草行业专家，对中国各地的烟草做质量评级。

会议上开始一致评定认为河南的烟草质量很高，获得了100分的满分评价，没想到这时云南的参会代表因为路途遥远来晚了匆匆闯进会场，苦苦恳求之下被允许参与评级，出人意料的获得了108分的最高分，云南烟草一下子在全国出了名。

但出产云南最好烤烟的玉溪却面临着一个尴尬的境地，拥有全国最好的烤烟，却没有一个具有一定规模的烟草加工企业，云南仅有的一个烟草复烤厂还在昆明。

而伴随着云南烟草的名声散开，玉溪等地的烟草种植面积大幅上涨，产量上涨，原本就不够的烟草加工企业更加不足以支撑整个玉溪烟草行业的需求，迫于现实需求，1956年国家投资建设了玉溪烟叶复烤厂，并于次年竣工投产。

当时新建成的玉溪烟叶复烤厂受到了云南省内的极大关注，被寄予厚望，但等到52岁的褚时健到任厂长时，面临的却是一个年产卷烟仅27万箱，税利累计不到1亿元，厂里的明星产品“红梅”香烟被称为“红梅红梅，先红后霉”的破败局面。

不过此时也有一个宏观环境上的好转，他到任玉溪卷烟厂厂长一职的前一年，是新中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1978年，被称为改革开放元年，国家整体政策从政治斗争为主转移到了以经济建设为主上来，1979年秋天，率先吃螃蟹实行大包干的凤阳小岗村实现大丰收，震惊全国，整个国家从上到下人人都卯足了劲儿要大干一场。

同年，建国以来一直重点发展重工业的政策开始有所转变，像香烟一类的轻工业开始得到国家政策的重视。云南拥有发展烟草行业的先天优势，制订了优先发展烟草经济政策方针。

1979年，15个“云南省优质烟基地县”被列为“全国考验基地”，由国家基于化肥、资金和技术的支持，云南省也投资545万元，安排玉溪卷烟厂在填平补缺项目的基础上增加5万箱过滤嘴香烟，可以说从中央到地方，都为玉溪卷烟厂铺平了政策道路。褚时健清楚，如果玉溪卷烟厂不抓住眼前的机会，必将永远错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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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到玉溪卷烟厂，为了改变生产效率低下的问题，褚时健提出“内部分配制度改革方案”，却因为当时的政策限制，提高职工生产积极性的作用有限。于是带着烟厂各个部门的领导人前往襄樊卷烟厂调研取经。

当时襄樊卷烟厂正在干一件在当时超乎寻常的事情：浮动计件工资制，这个现在的人们都无比熟悉的词在当时是一个不小的创新，为了多挣工资，工人们干活儿时健步如飞，完全不见一般国企普遍存在的拖沓现象，襄樊卷烟厂的生产效率就像打了鸡血一样蹭蹭往上涨。

考察归来，褚时健受益颇深，结合玉溪卷烟厂自身条件提出了的“单项卷烟工资含量包干”制度并得到了玉溪地委和云南省相关部门的默许，但即使如此，褚时健依然不敢大张旗鼓的明着干，偷偷将政策规定内的全厂全部奖金用在第二车间来试点（当时明文规定国字头的企事业单位的奖金总额不能超过工资收入的30%），打政策的擦边球。

一个月的试点下来，第二车间月产量由1000箱增加到1140箱，而第二车间的职工在当时工资普遍只有几百块的情况下当月都拿到了两三千的工资，一下子引爆了整个玉溪卷烟厂的职工生产积极性，全厂所有职工在8小时与11小时工作制度间全部选择了11小时工作制，彻底解决了职工生产积极性不高的问题。

一年下来，全厂的卷烟产量第一次突破了40万箱。就在褚时健吃螃蟹尝试突破的同时，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发《国营工厂厂长工作暂行条例》，明确强调了国营工厂厂长的地位、权利，通过文件形式把“厂长负责制”明确了下来，褚时健可以更加放心大胆的开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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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工的生产积极性对产量增加的刺激毕竟有限，所谓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褚时健将目光投到了引进先进设备上。

当初带着一班人马在襄樊卷烟厂考察的时候，褚时健就注意到襄樊卷烟厂使用的每分钟能生产5000支卷烟的英国产卷烟机，而玉溪卷烟厂的设备每分钟只能生产1000支，当时让褚时健惊叹不已，一顿赞叹之下就想在玉溪卷烟厂引进，但一问价格就傻了眼：这台英国进口的卷烟机价格高达261万元一套。

褚时健决定贷款，国营厂要贷款，还是一笔巨款，就必须得到云南省政府的支持，这里需要提到日后成为云南省委书记的普朝柱，褚时健和普朝柱早在玉溪行署时就一起共过事，在褚时健再次回到玉溪的时候还多次给褚时健忠告，熟知褚时健性格的普朝柱对玉溪卷烟厂提上来的报告只要不违反规范就一律批准，在引进设备这件事情上褚时健也得到了普朝柱的支持（上面有人好办事）。

拿到了贷款，经过在一批外国厂商的机器中反复对比，最终选择了英国的茂陵八进口设备，但根据合约，机器的安装调试要等英国的技术人员来中国完成，相关费用还得玉溪卷烟厂负责（这一场景在电视剧《鸡毛飞上天》中陈江河引进日本进口织袜机的过程中也有呈现）。

这对于小时候烤酒卖酒都要精打细算节省成本的褚时健来说肯定不能接受，于是自己组建了装配小组，找了翻译，提前做好一系列的准备工作，机器一到烟厂，整个装配小组吃住都在现场，几天几夜下来居然一点一点的把机器装配完还顺利运转起来了，让英国的技术人员到了现场一脸的不可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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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褚时健没料到的是，好不容易安装了更加先进的进口卷烟设备，这机器却三天两头撂挑子，反复排查都找不到问题所在，差点两名英国技术人员都蒙了，最后终于发现是因为机器本身配备的烟草质量检测系统不断地检测到有质量不达标的烟叶而自动停机。

能够自动检测烟叶质量的机器，这次轮到褚时健惊得一愣了：还有这么先进的机器？

要解决机器的停摆问题，就要解决符合质量要求的烟叶来源问题，要解决烤烟的质量问题，就不得不说到时至今日的烟草专卖制度。

1981年4月，原轻工业部根据中央领导“烟草要实行专营、要进行集中统一管理”的指示，正式向国务院提交了成立中国烟草总公司的报告，5月18日国务院发文原轻工业部要求卷烟从轻工业中分离出来。

中国烟草总公司于1982年1月正式成立，任命李益三为中国烟草总公司首任经理，同年，1982年国家烟草专卖局成立。烟草公司负责烟草产业的烟叶收购和卷烟销售，卷烟厂负责中间环节的卷烟生产而无权收购烟叶，想要提高烟叶质量却不掌握烟叶来源，这让褚时健犯了难。

当时的烟草公司处境也很头痛，烟草种植本身由农民自主决定种植数量与种植方式，纯属靠天吃饭，烟草公司收上来的烟叶质量可想而知，而全国各地的卷烟厂都想跟烟草公司要到好的烟叶，僧多粥少，烟草公司也没办法。

优质烟叶的问题因为政策原因短期内无法解决，褚时健就从卷烟的辅料上入手，通过将玉溪卷烟厂生产的卷烟与其他行业的工厂或者广东商人手里置换自己需要的卷烟生产辅料。

但这种操作在1981年给褚时健带来了“投机倒把”的罪名，自己一心为了提高工厂生产效率和质量，却换来了一顿批评，被云南当地媒体点名批评，这让褚时健在一段时间内积极性受到相当大的打击。

1983年年底，玉溪卷烟厂的税利首次突破了2亿元大关，比他到玉溪卷烟厂任职的前一年翻了一倍，玉溪卷烟厂也因为同年实行的“利改税”政策从自己创造的1363万利润中获得留成363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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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褚时健还在因为烟草专卖制度而不能获得优质烟叶的问题发愁时，一个人的出现进一步刺激了他解决优质烟叶来源问题的动力。

左天觉来云南考察中国烟草种植情况了。

左天觉1917年生于湖北云梦的左家庄，1944年获得南京金陵大学硕士学位后赴美留学并顺利获得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博士学位，毕业后在多家美国公司及农业研究局工作，任职于美国农业部和美国烟草实验室主任，曾经参与组织第一届“世界吸烟与健康大会”并兼任技术会议主席，对世界烟草业、中美两国农业都有很大的贡献，数次被中国领导人接见。

但就像你们公司的技术大拿都喜欢对同事吹毛求疵一样，左天觉对中国农业发展及烟草行业可能说了一些批评的声音，大多数中国官员并不喜欢这个人。

不过这次左天觉来云南考察中国烟草种植情况时遇到了褚时健，褚时健一时激动不已，希望烟草大拿给自己的烟草生产如何提高质量指点迷津，带着左天觉来到玉溪地区生产烟叶质量最好的通海县，而通海县的烟叶质量好是因为它的烟种来源于当初英美烟草公司在中国移种美国优质烟种时期。

本以为在全中国最优质烟草种植地区，左天觉应该也说不出什么大问题，但左大拿却一点情面不留，把通海县的烟草种植批了个一文不值，并明确给出了施肥量不足、烟叶生长期不够、烟叶黄熟度不够三点问题。褚时健一时深受震撼：我们和美国的卷烟质量差距这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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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走左天觉后，褚时健心底里冒出了一个念头：去美国看看世界上最受欢迎的5美元一包的万宝路质量到底有多好。

说干就干，又带着厂里各个部门的负责人奔赴美国实地考察。一帮人在美国跑遍了美国种烟质量最好的几个州，还拿回一本美国烟农人手一册的种烟小册子，这本小册子详细写明了烟草种植的选种、栽种、施肥、灌溉、采摘各个环节中应该注意的事项和应该达到的标准，而彼时中国的烟草种植完全以来农民的个人经验，这让褚时健感叹不已。

从美国回来褚时健就憋了一股劲儿，自从买回来英国进口设备后面临的优质烟叶问题一直没得到解决，中间经历了左天觉和在美国的实地考察，褚时健心里这股劲儿更是憋的受不了了。

褚时健想到了当时为了落实“单箱卷烟工资含量包干”制度而进行的第二车间试点的方法，这一次，他又打算打政策的擦边球。

褚时健找到了玉溪科学技术委员会的一个领导提出了自己的设想，由玉溪卷烟厂投资，在通海县建立一块实验田，实验田完全按照科学实验的方法种植烤烟，只为收获优质的烟叶，还给实验田取名“优质烟叶科学实验基地”，科委的领导一听就愣了，还有人主动愿意干这种事儿？我科委部门可管不着谁种烟谁生产卷烟，我只负责科学实验，当即就表示了赞同。

但话是这么说，却不敢自己直接拍板，还是把情况向通海县县委县政府汇报了上去，所幸通海县县长施永超和县委书记何兆寿对褚时健和通海县科委的想法表示大力支持，而后为了避开政策上的限制，玉溪卷烟厂退居幕后，由通海县科委牵头，通海县委、县政府大力支持的“优质烟叶科学实验基地”便成功落地实施了（真的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科技实验田的烟叶种植在褚时健的要求下严格按照美国的烟草种植手册进行实验栽种，到实验田的烟叶成熟后，上等烟的比例达到了42%，中等烟比例达到了49%，一举达到了美国优质烟叶的水平。

通海县委县政府更是异常兴奋，出台政策要求的将科技实验田的工作狠抓不懈，第二年进一步加大投入将实验田的面积扩大到1万亩。而玉溪卷烟厂因为在科技实验田的过程中进行了直接的资金投入，所有实验田生产的烤烟全部归玉溪卷烟厂采购使用，玉溪卷烟厂的优质烟叶供应难题得到了极大的缓解，当初顶着全厂职工的反对意见坚决实行科技实验田的褚时健，也终于可以朝着自己生产优质香烟的目标前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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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科技实验田的规模一步步扩大，到了1986年，褚时健进一步提出了把烟草公司、烟草专卖局和卷烟厂三合一的想法，只为打通烟草生产销售的各个环节，这在当时未免太过惊世骇俗，不断有人指责褚时健的权力欲望太大。

就连往日对玉溪卷烟厂多加支持的玉溪地委这次也不敢给褚时健拍板了，只能把褚时健的报告递交给云南省委，彼时已是云南省委书记的普朝柱（感觉这位普书记一路升迁就给褚时健保驾护航了）和云南省省长何志强再一次对褚时健的想法拍了板。

省里两位主要领导发了话事情就好办多了，“三合一”试点迅速落实，1986年10月，云南省烟草专卖局、云南省烟草公司发文正式同意玉溪地区烟草专卖局、玉溪烟草分公司玉溪卷烟厂合并，由玉溪卷烟厂厂长褚时健兼烟草公司总经理和专卖局局长，一人统领三个部门，在玉溪地区开展试点。

有了政策加持，褚时健不断扩大烟草实验田的种植面积，到1987年已达60万亩，覆盖了玉溪地区绝大部分地区，玉溪卷烟厂也成功超越上海卷烟厂坐上了全国烟草行业头把交椅的位置。1988年，种植出的中上等烟叶比例已达85%左右，整体质量水平已达美国烟叶水平。

就在褚时健成功完成“三合一”体制的转型后开始发力优质烟叶的生产时，1987年开始出现1988年蔓延到全国的烟草行业“烟叶大战”拉开了帷幕。

玉溪地区长久以来的粮烟争地矛盾加上褚时健具有前瞻性的战略眼光，通过在通海县建立实验田、向农业投资反哺、使用科学技术提高烟草种植的效率，所做的这一切都不过是为了改变传统农业靠天吃饭的恶性循环，为烟草种植生产提供良性的外围环境，进而保障玉溪卷烟厂的烟叶供应。

到了1988年，玉溪卷烟厂实现利润3577万元，占全国卷烟厂总利润的60.71%，实现利税11.85亿元，首次突破10亿元大关，取得了空前的成绩。褚时健进一步狠抓烟草生产质量，同时拨出专款大力打击仿冒玉溪烟厂的制假产品，开始全力向着将玉溪卷烟厂带进世界烟草市场的目标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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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进一步扩大生产规模，也为了能更好的开拓国际烟草市场，褚时健决定为玉溪卷烟厂修建一个全新的厂区，厂区地址选在了一个叫关索坝的小山沟，这一想法再次遭到全厂职工的反对，更是搬出了关索坝三个字暗含关押、绳索加身、罢官的说辞（但后来的实际情况不免让人说一句真是一语成谶），但实际上不过是担心新厂区投入过大（工程总造价70亿元），引起职工自身福利待遇下降而已。

在褚时健的坚持下项目仍旧成功落实，在工程总指挥李穗明的指挥下，1944年5月关索坝打下第一根桩基，到1955年8月仅用一年零九个月就完成工程，并在1966年顺利完成生产线搬迁调试，新的厂区无论规模还是生产设施水平都达到了世界一流水平，仅次于排名世界第一的菲利普·莫林斯烟草公司。

在关索坝厂区完成之前，朱镕基总理曾前来视察工作，问道这个项目投资完成后能增加多少税利，褚时健答道一年为中央财政增加30个亿，这个回答让朱镕基总理都不禁吃惊，直说老褚不要吹牛，褚时健哪敢在总理面前吹牛，在关索坝项目完成后，玉溪卷烟厂的税利在1992年实现52亿元，1993年87亿元，1994年146亿元，1996年成为全国第一的纳税大户，褚时健也成为了名副其实的中国烟草大王。

回想褚时健1979年到玉溪卷烟厂任职的前一年，玉溪卷烟厂利税不过区区一亿元，17年过去，岂止一句天翻地覆所能概括。

1995年云南省委省政府甚至想由褚时健牵头，将云南省的所有烟草企业加以整合，以带动全省的烟草工业发展。褚时健认为从烟草行业长久发展的角度考虑组建两个烟草集团就足够了，这就是后来的云南红塔集团和玉溪红塔烟草集团，只不过云南红塔集团是玉溪红塔集团下面的全资子公司。

褚时健在他66岁时身份也变成了云南红塔集团和玉溪红塔烟草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董事长。

所有的这些，都和中国复关后我国烟草行业面临外国烟草公司直接竞争的背景有关，随着20世纪90年代中国开始谋求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大量跨国烟草公司势必会在之后进入中国广阔的烟草市场。

虽然当时的中国烟草工业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达到了一定的规模效应，但当时整个中国的烟草业年度收入和利润都不如菲利普·莫里斯一家烟草公司高，而国内的烟草品牌中没有一个能够在国内市场中占据主导地位。

当时国内烟草的领军品牌红塔山在国内市场的占有率也不过2%-3%，而万宝路在美国的市场占有率达到了39%，世界范围内更是达到了61%，同时中国生产的卷烟大都是高焦油量的低端产品，在出口市场上缺乏竞争力。

面临这种不利局面，中国烟草行业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了大刀阔斧的基础性结构改革，只为提高整个行业的国际竞争力。国家烟草专卖局通过鼓励中国烟草总公司的省级公司展开合作，将相对薄弱的烟草生产省份的烟草工厂关闭，相对盈利能力较强的企业则允许通过兼并和收购的方式来壮大实力，只为创造整体竞争力更强的国家烟草企业。

可以说褚时健的玉溪卷烟厂也是搭上了国家政策改革的快车而发展飞速，但这仍然离不开褚时健自身对玉溪卷烟厂的强力领导打下的强大基础。经过全国烟草行业的不断改革，淘汰掉一大批小型烟草生产企业，创造出一批整体竞争力比较强的烟草企业。

虽然整体面对外国大型烟草公司的竞争仍然不占优势，但已经可以一战，同时在国家烟草专卖局的严格把控下，自外国烟草公司进入中国市场到现在所占的市场份额仍然很小，从2004年的1%上升到2008年的1.6%，但因为此时的中国烟草市场过于巨大，即使占有这少量的市场份额，也足以吸引外国烟草公司积极投入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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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12月3日，褚时健正在云南省委副书记令狐安的家中做客，突然令狐安家里的电话响起，挂下电话令狐安对褚时健说了一个令他一阵头晕目眩的消息：褚映群在狱中自杀了。

自从1995年3月女儿褚映群突然被捕，随后妻子马静芬及其他亲戚一起被捕后，褚时健就一直处在极大的精神压力之下，现在突然收到女儿自杀的消息，不仅悲不自胜。离开令狐安的家中后褚时健给玉溪卷烟厂的法律顾问马军打了电话约他在小宾馆见面，将女儿的后事委托给马军来处理。

但此时他不知道的是，自己人生中最大的考验也接踵而至。

1996年12月28日，红塔集团开始元旦放假，家人被捕让褚时健一年来心情低落，家中也没有家人可以一起过节，索性想趁着放假到处转转散散心，于是在一个工作人员的建议下决定去河口玩，到了边境站要办理临时边境证，正常只需要二十多分钟的时间到他们这里却迟迟没有结果。

褚时健也开始想到是不是家人被捕自己不适合出境，几个人正商量的时候边境站的工作人员过来对褚时健说到边境站的领导要见他，到了才知道，原来边境站一看是褚时健要出境，就将情况汇报给了正在红河的省委书记令狐安和昆明的省委领导，并进一步上报给了中纪委和公安部，证件办理迟迟办不下来就是在等上面领导的指示。

随后褚时健一行人就被扣在了河口宾馆，经过转移回到玉溪厂区小区新修的小楼里监视居住。1997年6月，褚时健被移送司法机关转移至云南省看守所，两个月后又被转移到了南京。

1997年8月6日，褚时健被正式起诉。

褚时健的落幕引发了人们对国企高管薪酬体制的格外关注。事实上，就在褚时健被判刑的第二年，红塔集团新总裁字国瑞就拿到了100万的年薪，而褚时健从1979年到玉溪卷烟厂任职开始，当了18年厂长，带着玉溪卷烟厂扭亏为盈为国家创造了900多亿元的利税，红塔集团品牌价值高达400多亿元，而他18年间的总收入是88万元。

复旦大学薪酬法律问题研究专家李立峰评价褚时健一案：正义而不伦理，在法律法规层面针对褚时健一案的判决上是正义的，但在国企当时的管理者薪酬机制设计和个人付出与回报不成比例层面上是存在问题的，将所有责任推给一个十几年间掌握成百上千亿资金动向而自己每月收入仅有一千元工资的人，这也绝不仅仅是他一个人的问题。

而在褚时健一案刚刚落幕后，国企高管薪酬制度改革便被纳入了法制建设的轨道。而红塔集团在褚时健离开后，经济效益开始显现出连年下滑的趋势，甚至整个云南的烟草行业都在下滑。

这除了褚时健的因素之外，也有地方政府和中央财政的分配实行了“递增返还制”的原因有关，当地的烟草公司税利递增越多，中央返还地方的就越多，这促使各个地方政府着力发展本地烟草企业，开始抵制外地烟草进入，进而红塔专卖店也被取消。

而由于褚时健自身出现的问题，高层认为是绝对的权利引起了褚时健个人问题的产生，进而褚时健创造的“三合一”体制被取消，云南的烟草政策也重新回到和全国一样的标准上，云南整体烟草行业遭到了一定的打击。

但时至今日，虽然云南卷烟产品在全国市场的占有率和影响力有逐步减弱的趋势，但仍然在全国烟草行业中占有重要地位。而一手打造云南红塔集团的褚时健在随后的狱中生活以及出狱后创造的褚橙神话，则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之内，就不多加陈述。向这位奋斗不息的企业家致敬。

褚时健于2019年3月5日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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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烟草专卖局2020年3月1日表示，2019年烟草行业工商利税总额12056亿元，上交国家财政总额11770亿元，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为国家和地方财政增收、经济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本文主要参考资料：

《中国烟草史》 [美] 班凯乐 著 皇甫秋实 译
《上瘾五百年》 [美] 戴维·考特莱特 著 薛绚 译
《褚时健传》 李开云 张小军 著
及其他网络资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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